“他把送礼的钱算是借我的？”舒满胜提起这事就一肚子气。他还记得，当时钱是侄子跑着送来的——“我爸刚打牌赢的，说赶紧给你拿来”。

他打算带着这台“便携飞行器”，开着自己的小轿车，一路向北。在今年5月份，他就买好了电炉、便携淋浴设备，“我们要去北京路上直播，表演3分钟洗好澡、3分钟做好一道菜。你信不信？”

在谈自己造飞碟的计划时，舒满胜总会用一种无法辩驳、但又沉浸于自我的谈话逻辑。他的想法，就像他亲手打造的那些飞行器一样，起飞几分钟后，又总无法避免的下坠，可他就是停不下来，要不断地去运转它们。

“嗯……”他有些哽咽，用衣袖不停地抹着眼睛，“没事，我撑得住，护士长，你找我是想说医药费的事吗？”他倒是主动提了。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同时，在豆瓣“相亲后的吐槽”小组中发帖吐槽的用户性别分布中，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前者是后者的一倍，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更常相亲，以及在择偶上的焦虑情绪。

在金明明住院后，她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表姐表妹全来了，每天都会有二三十口人来医院探望她，每一个人都是人还没有进病房，就先在病房门口抹眼泪，等脸上的泪水干了再进去。毕竟，金明明太年轻了，可能在引产过程中人就会没有了，现在看一眼少一眼了。虽然医院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多人来探视，也害怕这么多人来看会引起金明明的情绪波动，但是主任和我们护士都没去阻拦。

3月7日，我在进行院内护士技能大检查时，碰到了脑系科的护士长，问她曾春花的病情。她说，刚刚办理了出院手续，家属说要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我俩还不胜唏嘘了一番。

他现在为当时的决定感到后悔。三哥去世是在2008年，当时家里还没装电话，舒满胜的学徒知道消息后，连忙骑自行车去找他，“我赶回来，已经晚了。那时我住在丈母娘家，要是我在家这边，他死不了，我会把他救活”。

不断地受伤，不断地重来，不堪忍受的妻子已与他分居了半年多，但舒满胜却不是很在意：“我们老夫老妻没什么生理需求，只是她想我留在身边。”

他又看了看他的岳父，犹豫着不敢签字。“看我干嘛？让你签字就签字！”金明明的父亲冲着女婿大声地嚷着。

“那没办法，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这个孩子不能和她一起下葬，必须引产！”一直泪眼婆娑的金明明父亲回答得很干脆，目光坚定地对我和主任说：“闺女在县里做过b超了，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小男孩，他不能和他的妈妈一起下葬。这是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有风险，也要引产。就算孩子死在手术台上了，我也不怪医院。”

“就是把妻子当作生育机器，只关心机器出了什么毛病，也不关心这个为他搏命生子的女人。”王芳这样劝小杜。

今年春节期间，听说大弟于去年下半年在南方某地包了一块山头，搞养殖，饲养土鸡，卖土鸡蛋。弟媳说，他这几年打工，每次都不长久，钱花完了找地方干两三个月，随后又辞职。他总说：“打工再怎么样也发不了财，我就是要饭也不愿打工。”

我不信他的话，他就是不知物力艰难，图自己轻快而已——就像高中毕业时，母亲磨破了嘴皮子，说家里经济困难，置办东西不容易，让他把宿舍里用的被子、胶鞋带回来，他死也不肯去。

比家庭条件吐槽得更多的，分别是出现了28605次的“工作”、19434次的“户口”和13124次的“脾气性格”。

倘若两人都是“她在国企，我在银行”这样，也不会被吐槽得这么厉害了，大多的情况是要么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要么就是对方不是体制内的工作嫌弃他/她不稳定。

同时，在豆瓣“相亲后的吐槽”小组中发帖吐槽的用户性别分布中，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前者是后者的一倍，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更常相亲，以及在择偶上的焦虑情绪。

[1] 许荣漫. (2013). 城市青年集体相亲行为研究 (master's thesis, 南京大学).

“你说我凭什么发明‘完美教学模式’？这一套合理方式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结合了古今中外的成果案例。”如同所有的“创业”都喜欢借助新的概念一样，舒满胜的说辞也具有这种味道，“我现在还能算命，看孕妇肚子就知道男孩女孩——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大数据，根据医院、产妇年龄、受孕期进行数据整合来判断的。”

我这时想到，可以让初中毕业回家务农的小弟来干这份差事，也好存点老婆本儿。小弟虽然没养过鸡，但我可以不要老板的报酬，无偿给他技术指导。

二胎政策出台以后，科室的门诊量和住院病人都出现了井喷，入院率呈几何式增长，平时的46张病床远远不够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走廊两侧都会加床，最多时能加到60、甚至70张。多数时候，走廊中间只能留出一条仅供一人通行的小路。

他振振有词：“你上了大学，给家里中什么用了？姊们几个谁沾你一点光了？你帮着谁什么忙了？”

“我让你们几个都上学。你上到高中毕业不错了，要是分数差个几十分，我还能让你复习，这差得跟王豁子嘴样，你又不下劲学，整天胡日派，再复习八年也是枉然！”母亲抱怨道。

鉴于他在创业之初，我也不好催他还欠我的6万多，只祈祷他这次别再亏了。可是不久，让我吐血的消息又传来了：养鸡“大业”又被他像扔破烂一样扔掉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包了几十亩地，买拖拉机等等大型农业机械，要搞种植。

“怎么还没有合作医疗？那一年才220块钱，还省着没交呢？”我有些吃惊。考虑到曾春花的病情特殊，我决定把她的丈夫叫到办公室来谈一谈。

这天，他又运来将近5吨的红薯干，成本在3000元左右，数目不小，酒厂叫他等几天再来拿钱。过了两天，会计让他还回家继续等着，说厂里正在想办法。他无奈回到我这儿，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着头：“家里收购点的店主逼得紧，非要钱不可，我自己的钱全都垫付了。”

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是什么滋味。“先别想这么多，把身体养好可以再要。”我把她身上的被子往上拽了拽。

初中毕业后，他决定不去职业学校念了，找了个修电器师傅给人家当小工。空闲的时候，他就坐公交去一家废品回收站淘腾配件，在那上班的一个跛脚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的家当几乎都被哥哥们分完了，只剩下几亩无人关心的农地给他。婚后，他搬到了丈母娘家住，后来慢慢攒了些钱，找了个门面，开电器修理店。

“是金子，哪里都会发光的。”他对我的假设不以为然，“小胜靠勇，大胜靠德。他们只钻在钱眼里。”

原来王芳在给曾春花输液时，听到曾春花的母亲边哭边数落着女婿：“你家三代单传，就要俺闺女一个接一个地生，俺闺女遭多大罪！”

我没去深究，也不想再过问——外孙女都上幼儿园了，大弟还是这样不切实际，估计这辈子都改不了。只是，我这个当姐姐的，也再不想操心了。

今年年初，他想要把名下的房产做抵押，用700多万完成另一次投资——在武汉市郊一个山上，有个社会福利院，里面有100多个孤儿，舒满胜看中了那个地方。他想用这个场地盖所真正的学校。“我们办学校，从两岁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按他的愿景，他要把原来校舍做整修，铺设5g网络，“那里已经有了操场、寝室，我只需要翻新下，花钱做下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