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直有个事儿我没搞明白：这两个老烟枪的“手段”如此厉害，赌局几乎是稳赚不赔，为啥他们还要去老乌那里“要赌本”？他俩每次赢的大把烟，到底去了哪儿？

就算是日后东窗事发，受到美国教育考试机构的惩罚、甚至被当场开除学籍、遣送回国的，也是花钱“买枪手”的学生；至于“枪手”，则根本无迹可寻，而且连钱也不会被追索——到那个时候，这单生意早就已经结束了——就算客户心有不甘，想打电话交涉，得到的回答，也可能只是一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电子音。

至于之前拿出来买房的那笔“巨款”，明骏说自己直到最后也没有跟父母说明这笔钱的真正来源，只是简单地说是他做出国考试的家教，挣的钱会比较多。

“中介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让我不要接得太频繁，最好控制在1至2个月1次。说是考得多了容易引起监考人员的怀疑，‘1个月1次差不多刚刚好’。”

随着曾春花住院来的还有她刚出生3天的小女儿，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没有吃上妈妈一口奶，就陪着妈妈住进了医院。因为病房床位有限，曾春花的丈夫和婆婆就在病房外走廊里铺了块垫子，垫子上铺了一层棉被。除去医院规定的查房他们把这个垫子收起来，其余的时间，曾春花的婆婆都在这个垫子上精心地照顾着这个婴儿。

即使解放了双脚、头发，穿起了西装和裤子，学了知识读了书，她们却始终逃不出家庭的宥困。

“诶！这是他们说的啊。”老乌伸手一挡，“我可不知道什么赌本儿哈。”

玉米是饲料加工的主要原料，厂里时常要收购，我便答道：“是啊，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瞅了一眼奶粉罐上的价格，真算是我参加工作以来见到过最便宜的了。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鸡场是我承包的，他从养殖厂里接的电，算在我的成本里。怎么能说是偷厂里的电呢？”我据理力争。

于是，继“天足运动”之后，“天乳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大弟交售的红薯干质量还不错，验质、开票、取款都还顺利。只是有时酒厂资金不到位，须等上几天，才能拿到钱。

也有外向的男性吐槽相亲对象性格不够开朗，发帖询问：“性格和爱好都不一样，是不是不合适？”

或许是因为替考的过程实在过于无聊，因此散场后，明骏也会去找同行悄悄聊聊天。“也是跟他们聊了我才知道，这种全球化的标准考试，虽然看起来很严格，但其实还是有挺多操作空间的……”

安静的病区里，突然传来了急诊医护人员急匆匆的脚步声——从a县人民医院转来了一个大出血的孕妇，名叫曾春花。

为了小孩上学方便，弟媳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低矮的平房。我和母亲趁夜里帮着她从菜地里搬了家，怕农户知道了追要下一年的租金。

虽然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了呼吁解放女性双脚的“天足运动”，可彼时缠足余毒仍在。

我和丈夫上班两三年，经常要帮衬双方家里，省吃俭用存下的钱总共才1000多，只得把这个钱拿出来给了大弟才算完。后来酒厂资金到位，他把钱取回，给自己的小家买了电视机、录音机，只字不提还钱的事。

“我又没跟你显摆，人家要听，我就讲讲嘛。”老郑不以为然，忘记了自己是老袁的“马仔”。

“上次碰到一个‘枪手’，问了一下，说一次5万，他们还想拉我入伙。”

“来来来！搞起搞起！”一个外号叫“眼睛张”的病人——既是一个老烟鬼又是个老赌棍，今天他又来了。

几个抢烟的人收住了手，眼睛张满脸的不忿：“乌司令，不是我挑事啊，这俩老东西，每回打牌都作弊，把我的烟……”

据明骏自己讲，在那“基本上没什么活接”的半年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份特殊的“兼职”会给他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根据“同行”们的说法，对于这种标准化留学考试，如果想得到与自身学术能力不符的高成绩，中国学生一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

我这时想到，可以让初中毕业回家务农的小弟来干这份差事，也好存点老婆本儿。小弟虽然没养过鸡，但我可以不要老板的报酬，无偿给他技术指导。

而大弟在平台上留的是舅舅的电话。“这个孩子，怎么会留我的电话给人家？”

病房的接待室里，老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颇为不安。他的儿子也戴着一副眼镜，手抓着膝盖，有些愤怒。

可他到底还是个不安分的人，老想着当老板挣大钱，没多久又说要开厂子生产加工廉价的背包袋。但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又是老样子，老找我借钱：“生产加工这种背包袋子，一个就能挣几毛钱，我请几个工人，一天能加工上千个。这样算下来，一年就能发大财。”

我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没想到他动作倒快，很快便找到农户谈租地的事。那块地总共5亩，分属于3家农户，人家张口就要租金每亩900块——那时农村租地不过200块一亩，他像租不到地似的，连价都不还，直接应了。

这时，他发怒道：“你当初就不该上这个大学，就应该让我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