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豆豆3岁的时候，因病早夭。儿子把这个消息告诉老郑时，老郑根本就不相信。他甚至以为，儿子是因为还在怨恨他，不愿豆豆认他这个“疯子”爷爷，才撒的谎。老郑不住地哀求自己的儿子：“爸错了，爸想回家，爸一定好好治病，别把豆豆藏起来好不好？”

见他这样说，也考虑到侄女的教育问题不能松懈，又想到小弟刚结婚不久，母亲和他们小夫妻一起生活，时间长了也容易闹矛盾，我就托熟人在附近的小学给小雪报了名，从一年级重新上。

日子在众人的“默契”里一天天过去，老袁老郑“赌金”的流向问题，我一直没空去找答案。

除了物质上的一些问题，诸如脾气、性格、三观和兴趣方面的也被吐槽得不少。例如，就有女性发帖吐槽虽然相亲对象为人踏实真诚，但性格软弱、缺乏果断，在恋爱中属于被动型，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发展下去。

老郑的儿子蹲在椅子旁，泪如雨下：“豆豆早就没了，你别说了。”

大弟走后的两年，我去局里筹建的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上班，还算稳定。可到了2003年，我也下岗了，靠打零工为生。

隔天早上7点半我到了医院时，曾春花的婆婆正在走廊里叠尿布。尿布都是大人的衣服改的，花花绿绿，仔细一看，上面还有一块块大小便的污渍。

同样一项基于南京市“万人相亲会”的实证调查将年龄与性别做交叉，其结果也符合婚姻中“男大女小”的理想模式。[6]

当然，像这样的“好机会”，也不是随便就能获得的。在明骏答应“加盟”之后，中介并不急于给他安排业务，而是先给他发了几套题，对他进行了“摸底考试”。

但不论男性女性，相亲总归是奔着结婚去的，脱单这事不分男女，没有人想相亲50次、甚至100次都还找不到结婚对象。

老袁跟老郑深知不能“竭泽而渔”，每回“收摊”的时候，都会从赢下的一把烟里抽出几根，分发给众人。

主任说：“不打招呼就从厂里接电，不是偷是干什么？你们养殖场的电不都是从厂里接的吗？”

狼多肉少，手里有烟的病人，就像“话事人”，在病友中威风八面。好的工疗器械，他们可以先用，打饭排队，他们能够先领。甚至听病房的护士们说，一些没烟的“老烟鬼”就为了讨口烟抽，还帮“话事人”叠被子、洗衣服。

主任说：“不打招呼就从厂里接电，不是偷是干什么？你们养殖场的电不都是从厂里接的吗？”

明骏说，不做“枪手”之后，他先是在某个私人培训机构做了一段时间英语老师。后来干脆和几个朋友各自拿出积蓄，一起投资办了一个小的出国考试培训机构。他现在每个月还是会带一个“机经团”出国考试，虽然带“机经团”的钱少了不少，但毕竟都是合法收入了，心里也坦荡。

他又来问我借钱，虽在意料之中，但我仍然气得没办法：“我没钱借给你，一分也没有！”

大院里每天的排练如火如荼，人声鼎沸。人一多，值岗的工作人员巡视日益频繁，老袁跟老郑的赌烟生意越来越差，除了眼睛张、小文等几个老主顾，没有什么人去了。

饲料厂在城郊，搞养殖得天独厚，于是在场院往西买了几十亩土地，轰轰烈烈地建起养鸡场、养猪场、屠宰分割线、冷库，并调配了相应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负责各个项目。我因为专业对口，也从1992年开始负责养鸡场的工作。

“诶！这是他们说的啊。”老乌伸手一挡，“我可不知道什么赌本儿哈。”

“闭嘴！”老乌大吼，脖子上的青筋都浮了出来，眼睛瞪得溜圆，有一股活撕了对方的狠气，“什么烟？打牌就打牌，乱说什么！”

我和主任交待完病情，回到护士站，给护士就曾春花的病情开了一个通气会。

大弟不以为意，总想着能跳出农门。过了两年，倒是真来了个机会。

大弟走后的两年，我去局里筹建的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上班，还算稳定。可到了2003年，我也下岗了，靠打零工为生。

老袁跟老郑当时点头如捣蒜，满口答应。但过了几天，两个老小子又按捺不住，躲着老乌，偷偷摸摸继续赌烟。

“那赌烟干嘛，这是在医院可是‘违禁品’。”老乌说，“不是常有家属给病人送水果牛奶吗，赌这个不好？”

“够了，这几年攒了一些。我前几天算了一下，在城郊付个150平左右的首付应该没问题，而且还能有几十万的结余。”

嚯！那俩老小子肯定有事。老乌是恨我没有提醒他主任来了，吊我胃口来报复。

即使那天在“凯宾斯基”明亮的餐厅里，明骏讲起那段“躲一躲”的日子，看起来都是心有余悸。

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

院里罚扣了老乌1000元奖金，还在局域网上全院通报。院里的大伙有的为老乌忿忿不平：“病人抽烟嘛，谁心里不知道，劳师动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