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

[2] 胡小武. (2010). 城市性: 都市 “剩人社会” 与新相亲时代的来临. 中国青年研究, 2010(9), 26-29.

没想到，下课后老师不仅把收音机还给了他，还问他是不是对无线电有兴趣。那以后的周末，舒满胜都会坐公交去华中科技大学旁的新华书店，翻看电器修理的书籍，“所有的半导体，都要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这几个东西”。遇到不懂的地方，舒满胜就记下来，回到学校时再请教老师。

最后，高考成绩出来，他才考了200多分，连最低的中专录取线的一半都够不到。他想复读，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当时家里除了我和他，下面还有大妹、小弟、小妹在上学，一家六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经营那十多亩地，着实辛苦。

“哎呀，你看，你看，”她连忙起身，连连摆手，“不用，不用。”

追债还没着落时，法院却找到了舒满胜——那个借他钱的人在外面借款了500多万还不了，因此要查封那两间公寓的房子。那两间房子还没有完成过户，舒满胜又开始了打官司之路，他需要先驳回法院的查封，再为房子的所有权打官司，最后打官司追回100万的欠款。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舒满胜已经结婚，3层楼的房影子没见到，只得住在丈母娘家里，心里一肚子气。他把大哥骗他盖房钱的事情告诉了父亲，想通过长辈给大哥施压。结果父亲也没要到，回来还告诉舒满胜：“你大哥说你差他钱，你结婚时候（

追债还没着落时，法院却找到了舒满胜——那个借他钱的人在外面借款了500多万还不了，因此要查封那两间公寓的房子。那两间房子还没有完成过户，舒满胜又开始了打官司之路，他需要先驳回法院的查封，再为房子的所有权打官司，最后打官司追回100万的欠款。

我见过金明明在入院须知上的家属签字，猜这人应该是她的丈夫王辉。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小眼睛，单眼皮，看穿衣打扮应该是一个憨厚的农村人。他有个习惯，一说话先不好意思地笑笑。

“不是我不要，是家里人不要，我老婆天天跟我吵架。”他算完这笔账后，无奈地说。

），第三胎，做过两次剖宫产，第一胎女孩，5岁；第二胎女孩，3岁。

我和主任查完房，把曾春花的家属叫到了办公室，向他们交待了一下病人的病情以及后续的治疗。来办公室的是曾春花的丈夫和她的母亲，从他们口中得知，曾春花怀孕期间没有做过正常的孕检——他们觉得女人怀孕生孩子是最平常的事，这一胎也会像前两胎一样，到日子剖出来就行了，根本没有想到再去医院检查。所以7个月的时间里，曾春花只做过两次彩超。

“她父亲还有哥哥，都在广州打工，正在往家赶。我和她母亲聊了几句，说医药费没凑够，怕耽搁闺女的病。”

村子里来了一个歌舞团演出，大弟毛遂自荐说自己会唱歌，经人家考核同意，带着母亲给他置备的崭新缎被、棉衣，跟着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去了。得知消息后，我心怀希望：他若能在这方面闯出一点名堂，哪怕参加喇叭班，能在红白喜事上给人演出，也是一条出路。

大热天，大弟两口子在太阳底下侍弄蔬菜，看着倒也辛苦。他们住的庵棚里像蒸笼一样，小雪姐弟俩就睡在大床下面，以图一点阴凉。

晚上，我们护士照例订的快餐盒饭，除去在护士站留守值班的护士外，我们当天6个上班的人全挤在一间狭小的护士休息室里吃饭。

科室里有21个护士、18个医生，病区呈扇形分布在楼道，中间是护士站。虽说整个病区只有短短的500米距离，可是长年累月地奔跑，我的双脚脚底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当时我家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宽裕。由于政策影响，粮食市场放开，整个系统效益下滑，厂里已经慢慢陷入停产状态。各个产业鼓励员工承包，我便承包了下了养鸡场，还能勉强维持一些效益。

“小雪开学就上三年级了，再从一年级开始，不是白白耽误两年时间吗？”

他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说那些了，你看怎么办吧！我那些菜眼看浇不上水快干死了，你不借钱给我买柴油机，就眼睁睁看着我的菜干死？”

我怀疑他的能力：“人家有门路、有经验、有资金，你什么都不懂怎么收？质量你能把握住吗？保证不了质量别说赚钱了，弄不好还亏本呢！”

“你的意思是说，‘完美教学模式’不仅能让孩子考上北大清华，还能克服‘思想上的亚健康吗’？”

随着城市人口异质性的增长，城市匿名性导致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很难再形成熟人社会的那种交往关系。[2]

老太太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竟然趴在主任的办公桌上大哭起来。听丈母娘这么一说，曾春花的丈夫眼里也泛起了泪花。我本想劝劝曾春花的母亲，想了想，算了，让老太太痛快地哭吧，这时说太多的话也没用，我也只能在心里暗暗叹气，十二分地同情这个可怜的曾春花。

拆迁款到手，在大学旁开旅馆的大哥推荐他在同一栋公寓买房。那套房有230平米，被他改造成8个房间，其中6间租给人当宿舍。第一批租客租约满后，舒满胜想对外做“日租房”，大哥觉得他在抢生意，很不满，在过道处用床单遮住了他的招牌。

那几年，他倒腾玉米和红薯干之余，还盖了几间猪舍，养了两头母猪和十几头育肥猪。

在一堂课上，他正偷偷玩着从哥哥那借来的收音机，玩到忘神时，老师走到了旁边，没收了这个稀罕的玩具：“放学了，你来办公室找我。”

成了家的大弟，并不像其他农村孩子那样脚踏实地——麦收大忙季节，人们都起五更睡半夜抓紧午收，他就躺在床上睡大觉。母亲气急，拿手臂粗的木棍打他，棍都打断了，他就是不起床。

“就这么高一个门，在门上。”舒满胜向我比划高度，“很伤心啊，他人很矮，就用皮带吊死的，身无分文。”

搬过来后，大弟才发现这块土地没有合适的水源，还需花上两三千在地里打井。另外，种子、菜苗，都是实打实的投入，他完全掏不出钱了。

鉴于他在创业之初，我也不好催他还欠我的6万多，只祈祷他这次别再亏了。可是不久，让我吐血的消息又传来了：养鸡“大业”又被他像扔破烂一样扔掉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包了几十亩地，买拖拉机等等大型农业机械，要搞种植。

保管员说：“这不都在这儿吗？你在家拉的时候会不会少拉一包？”

按照约定，他们几个兄弟要按星期轮流照顾母亲。舒满胜不打算放弃这个义务，他觉得等自己到了北京后，也会每个月回家一次。按他的想法，这并不会跟“再不回家”的气话矛盾：“这边没有我的家了，我不是回来，只是过来办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