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曾春花住院来的还有她刚出生3天的小女儿，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没有吃上妈妈一口奶，就陪着妈妈住进了医院。因为病房床位有限，曾春花的丈夫和婆婆就在病房外走廊里铺了块垫子，垫子上铺了一层棉被。除去医院规定的查房他们把这个垫子收起来，其余的时间，曾春花的婆婆都在这个垫子上精心地照顾着这个婴儿。

到了2011年年中，明骏接到中介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接“海外单”——就是去海外的考场做替考。

这其中，有两个老烟枪老袁和老郑，甚至开始赌烟换钱了。我的同事老乌，竟然还一心包庇他们……

很快，明骏就把自己的“广告”挂到了人人网和qq空间上，广告词是从中介网站上抄的，大致就是“高分枪手，诚信替考，考不到要求的分数全额退款”之类，也没什么新意，思来想去，保险起见，他又在后面附上了自己的学生证照片，还加了一句补充：“如果你需要替考，又觉得自己和这张照片长得很像，欢迎随时联系。”

这时，他发怒道：“你当初就不该上这个大学，就应该让我去上！”

就这样，帮助哥哥的女儿申请居留、拿到居留证，成为福叔初到西班牙后的第一目标。

“那没办法，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这个孩子不能和她一起下葬，必须引产！”一直泪眼婆娑的金明明父亲回答得很干脆，目光坚定地对我和主任说：“闺女在县里做过b超了，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小男孩，他不能和他的妈妈一起下葬。这是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有风险，也要引产。就算孩子死在手术台上了，我也不怪医院。”

可我拨通他电话，还没问他近况如何，他扑头就指责我：“那时候，我在你养鸡场后面种菜，你要是多支持我点，我也不会到现在这样……”

“哎呀，护士长，你怪忙的……”老人边说边把尿布和衣服收进一个大的编织袋子。

那时，我们医院还只有一个妇产科；两年后，医院急速扩张，盖起了十几层高的门诊楼，我们妇产科被重新划分为妇科和产科；2006年，我们产科又分成了两个科；2010年后，分成四个科。

“从2009年到现在，不下200人。”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或许也是抵抗孤独和思念的一剂良药。

此时的月份牌上，清一色都是穿着新式旗袍，蹬着高跟鞋的摩登女郎。

“除掉证件费，剩下的我们4:6，你拿6。”对方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有丰富代考经验”、主要从事各类英语考试的替考中介，“业务范围”十分广泛，从研究生英语，到托福、雅思、gre，甚至专业性更强一些的gmat（

大弟一意孤行，认准了种菜能发财，跟人家签了5年的租地合同。一年的租金、青苗费就花了七八千块——这几乎是他们一家全部的积蓄。种菜还没开始，钱倒花得差不多了。他把先前租的房子退了，在菜地中间搭了一间简易庵棚，把他泡豆芽的盆盆罐罐都拉了来，一家人住在庵棚里。

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屈辱记忆，“东亚病夫”的称号，以及羸弱的体质，都成了国人心中的隐痛。

当然，在福叔看来，在异国他乡打工，赚钱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获得合法身份和社会认同才是一个打工者真正成功的标志。可对于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普通打工者，想要获得身份谈何容易？

他低头不语，但这不代表他认为自己错了——这是他一贯的样子。他小时成绩不错，老师和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他自己有些飘飘然。可他10岁那年，父亲去世，没了管教和约束后，他愈加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成绩一年不如一年，期间还留过级。

），第三胎，做过两次剖宫产，第一胎女孩，5岁；第二胎女孩，3岁。

谁料大弟知道这个消息后，非要取而代之：“我早就想到城里找事干，不想在家养猪了。”

“男人不抽烟，天都塌半边。”老乌说到这里，眯着眼开了句玩笑，随后眼神又凌厉起来，“赌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可是医院，能跟个赌档一样？”

“要不，你给我说个你预期的最好目标吧？我就冲着这个目标去准备。”

后来，福叔得知一个亲戚家的朋友在瓦伦西亚做服装时，立马跟他联系，想去跟着他学做服装。彼时，这个亲戚的朋友每月已能赚到2400欧，这着实让福叔眼馋。

确实如老郑儿子所说，老郑自从年轻时犯病后一直辗转各处住院，所有的家庭责任全部落在他老婆身上。他老婆这些年来不仅要负担他的住院费用，还要拉扯儿子长大，辛苦操劳，落了些劳苦病，儿子如此怨恨，有他的道理。

20天后又在阅马场控诉，“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们妇女的身体和灵魂！”

还有一些人，因为自身的年龄问题，即使遇到不是很满意的相亲对象，还是会犹豫是不是要将就一下。甚至有人发帖吐槽称还没见面的相亲对象就问了一句年龄，就以大龄为由拒绝见面。

为了小孩上学方便，弟媳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低矮的平房。我和母亲趁夜里帮着她从菜地里搬了家，怕农户知道了追要下一年的租金。

3月9日，我们科进行了后续随访，联系到了曾春花的家属，得到了一个让我更难过的消息：原来曾春花的丈夫并没有把她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而是将人拉回家了，她在3月7日去世了。

福叔所在的乌塞拉区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居区，超过3万多名中国人在这里居住。华人超市将近20家，中餐馆50多家，还有中文学校、以及华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可福叔却不再满足于停留在这里。

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屈辱记忆，“东亚病夫”的称号，以及羸弱的体质，都成了国人心中的隐痛。

鉴于他在创业之初，我也不好催他还欠我的6万多，只祈祷他这次别再亏了。可是不久，让我吐血的消息又传来了：养鸡“大业”又被他像扔破烂一样扔掉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包了几十亩地，买拖拉机等等大型农业机械，要搞种植。

没多久，弟媳让母亲在出租屋里操持两个小孩上学，自己也去大弟打工的地方了。大半年过去了，他们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

2013年冬天，尚在北京读研的我和同在北京开餐馆的太平村老乡豪哥、豪嫂开车载着福叔一家三口前往北京国际机场。去机场的路上，福叔14岁的儿子小飞一直兴奋不已。听说马德里的华人学校不会布置那么多的家庭作业，他十分开心。福婶看上去忧心忡忡，全然没有了此前去故宫和毛主席纪念堂时的兴奋劲，拿到了登机牌，手还在一直在哆嗦，眼泪汪汪地回头和我们道别，嘴里一直念叨着将来能不能回太平村。福叔就在一边打趣：“别搞得生别死离似的，好像咱们村谁去世了出殡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