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不以为意，总想着能跳出农门。过了两年，倒是真来了个机会。

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

此外，还有容貌身材、育儿、学历等问题也经常被提及。然而，就算通过了以上所有的考验和相亲对象在一起了，也难免会因为生活上的琐碎产生不和而再次登上吐槽榜。

不论是社会对不婚人士的压力，还是父母对子女终生大事的关心，或是自己对寻求婚姻伴侣的渴求，相亲这种形式从古延续至今依旧没有过时。于此同时，每个置身相亲场的单身男女也各有感触。

我只能赌气把留着买饲料的几千块钱拿给了他，嘴上数落他：“我还是那句话，你若能干满1年，我都爬给你看！当然了，你借钱根本就没打算还。”

“警官，你都看到了，这像一个儿子该对母亲做的事吗？”一进屋，姜艳就愤怒地向我抱怨。我给她倒了杯水，安慰说：“你儿子可能真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他现在为当时的决定感到后悔。三哥去世是在2008年，当时家里还没装电话，舒满胜的学徒知道消息后，连忙骑自行车去找他，“我赶回来，已经晚了。那时我住在丈母娘家，要是我在家这边，他死不了，我会把他救活”。

我拿着盒饭去走廊的时候，曾春花婆婆正坐在垫子上拿着一个干馒头啃着。我把盒饭放到她那个搪瓷缸子旁边：“大娘，你还没有吃饭吧，别嫌弃，我们科多订的一份饭菜。”

“就这么高一个门，在门上。”舒满胜向我比划高度，“很伤心啊，他人很矮，就用皮带吊死的，身无分文。”

如果分析豆瓣“相亲后的吐槽”的小组上发帖人大多都来自哪里，结果发现这些人的地理分布广泛，但大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中，北上广集中了小组中最多的用户，其次是成都、杭州等新一线城市，这也和豆瓣app的用户分布特点相吻合。

不去唱歌的大弟，便又回到家里务农，习性仍然不改，日子勉强能过。

我慌忙过来帮着保管员数签，数来数去，真是少一个。保管员提醒我们再往旁边找一找。大弟东找找西看看，又蹲下四处瞅，最后俯趴在地上，从磅秤下面掏出来一个竹签，微笑着交给保管员：“哦，原来是蹦到这磅称底下了。”

我问他是不是担心房租之类的。姜涛摇摇头，说这几年刘平不时会给他转一些钱，付房租绰绰有余，刘进的日常开销也基本由姜艳负担。可自打刘进住在他的房子里后，眼见着情况越来越差，如今已经到了跟他爹妈舞刀弄枪的地步，“我和老婆都担心之后再发生别的事情，所以不想让他住了……”

2012年2月，舒满胜自己身上戴着镣铐和脚链，一副模仿古代的斩首打扮，打着讨债横幅，出现在大学的食堂里，成了网络热点。隔了段时间，他又做了一个铁笼，人钻进去，在食堂门口进行抗议。

但这一现象可以得到优化——李文道、李西营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出现的职业决策困难，主要与缺乏信息、错误信念、缺乏动机等因素有关。[1][2][3]

原以为姜涛说“抽空再来”只是一句托词，不想他很快就回到了派出所，说自己正好也遇到点为难的事，既然今天警察问了，他也不妨讲讲，“看看警察有什么办法没得”。

“打个比方，同学张三和李四在宿舍发生点口角，刘进便悄悄跟张三说，李四在背后说你坏话，然后又去跟李四说，张三看你不顺眼，准备搞你。大家都是同学，原本也没啥矛盾，聚在一起一通气，结果发现都是刘进在背后使得坏、次数多了，不揍他才怪……”姜涛有些无奈。

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在公司耕耘数年，却不如近期跳槽进来的人薪资高。可当你成为后者，你自然也会美滋滋。

“那没办法，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这个孩子不能和她一起下葬，必须引产！”一直泪眼婆娑的金明明父亲回答得很干脆，目光坚定地对我和主任说：“闺女在县里做过b超了，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小男孩，他不能和他的妈妈一起下葬。这是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有风险，也要引产。就算孩子死在手术台上了，我也不怪医院。”

他低头不语，但这不代表他认为自己错了——这是他一贯的样子。他小时成绩不错，老师和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他自己有些飘飘然。可他10岁那年，父亲去世，没了管教和约束后，他愈加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成绩一年不如一年，期间还留过级。

为了小孩上学方便，弟媳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低矮的平房。我和母亲趁夜里帮着她从菜地里搬了家，怕农户知道了追要下一年的租金。

姜涛跟辅导员吵，怪他不该让刘进去做这些事，辅导员一脸无辜，说自己真没派刘进去做“内奸”，建议家长带刘进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你说我凭什么发明‘完美教学模式’？这一套合理方式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结合了古今中外的成果案例。”如同所有的“创业”都喜欢借助新的概念一样，舒满胜的说辞也具有这种味道，“我现在还能算命，看孕妇肚子就知道男孩女孩——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大数据，根据医院、产妇年龄、受孕期进行数据整合来判断的。”

大弟两口子在南方起初是怎么谋生的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很久以后，他们在一个夜市摆摊卖一些玩具百货之类的，生意还不错。

那次试飞，让舒满胜全身多处骨折，休养了数月。康复后，他再次驾驶那架双螺旋桨飞机试飞，一起飞人就摔了下来，膝盖处严重受伤。

“我要是上了大学，分到单位，当个一把手，在单位里我不就说一不二了？我就能把兄弟姐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你看我们庄另一个中专生，人家连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好了。你看看你！”

他就站到院子里仰头望着天，很长时间一动不动的，就像个望天猴一样，一副拿不到钱就不走的架势：“你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我回去先给人家，不然人家又逼我。”

每次他拉来玉米，我都要挺着大肚子跑前跑后帮他找人，怕保管员压斤扣秤，我给保管员赔笑脸；怕装卸工拖延，我说好话让他们及时卸货。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进科里时觉得走廊里少了点什么，原来是曾春花的女儿和她的婆婆走了。回头看了看到那祖孙俩睡过的地上，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一干二净了，仿佛她们不曾在那儿住过一般。

姜涛原以为只是简单的同学矛盾，到了学校后才知道，原来是整个宿舍的人殴打刘进一个。姜涛很生气，质问辅导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辅导员先是给姜涛道歉，说自己工作没有做到位，然后又把宿舍其他几位同学的谈话记录交给姜涛——原来，刘进挨打的原因是“挑拨同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