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每年开学初，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发放助学金。因为申请的学生众多，为了公平起见，我都会一一核实。有次，姜雪也申请了，我为此打电话给姜戎，谁知，这位汉子竟当场拒绝：“老师，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家的情况虽然糟糕，但还能撑得下去，您把这笔钱给那些更需要的学生吧……”

转眼到了2010年年底，这半年来，明骏的“生意”实在算不上好。

通报提到，刘自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之一，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应予严肃处理。

很快，明骏就把自己的“广告”挂到了人人网和qq空间上，广告词是从中介网站上抄的，大致就是“高分枪手，诚信替考，考不到要求的分数全额退款”之类，也没什么新意，思来想去，保险起见，他又在后面附上了自己的学生证照片，还加了一句补充：“如果你需要替考，又觉得自己和这张照片长得很像，欢迎随时联系。”

老乌把烟头掐灭，转身走到柜子前面，拿出一个纸盒放在我面前：“自己看吧。”

另外，福叔还想在老家县城买两套楼房——如今，小县城的房价已经猛窜到每平米7000元，这样的房价在小县城来说已属于天价，但对于每年在西班牙赚到近百万人民币的福叔而言，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伯就信了佛。每逢初一十五，就要到观音庙里做事，作为对这一年照管的供奉。

2009年的太平村，出国早已蔚然成风：“出国第一人”小荣已在韩国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小燕在韩国也嫁给了一个有为青年；河表嫂刚刚踏上前往日本打工的征途，也为后来与河表哥的婚姻危机埋下了伏笔；老邻居大泉在苦苦等待了7年，终于获得了前往英国牛津打工的机会……还有更多人在为出国打工准备着。

老郑似乎识不出儿子的悲哀，脸上满是希翼的笑容：“不可能的，豆豆快要上学啦，我跟老袁合伙赌烟，赚了不少钱呢，能给他买书包，买文具，买……”

2019年3月15日，回太平村老家待了整整两个月的福叔全家再一次踏上了前往西班牙的旅程。在离开太平村之前，福叔到县城看了好多家楼盘，并托付亲戚给留意，一旦有好房源立马告诉他，福叔说等两年后再回来的时候，一定要住到县城的新房子里去。

有名的《良友画报》，也登载过家庭妇女一天的生活：晨之扫除、整理他的书斋、插花、晚餐的准备、购物、音乐、家庭会计等等。

几天后的晚上，姜雪正要睡觉，忽然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说妈妈病情突然加重，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说若不及时手术，病人活不过5个月。

老袁和老郑的 “冥顽不灵”让老乌火冒三丈。他特意挑两人赌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冲过去一脚踹翻摊子，当着一众病人的面，把烟踩得稀巴烂，指着两人骂道：“当老子跟你们开玩笑呢？！滚回病房去，一个都别想再下来！”

为了打破乱葬岗的名声，政府特地制作了广告在翡翠台播放，希望吸引市民入住。

“没有没有，”明骏连忙摇头否认，“我觉得做这种事情不太好，就没答应。”

“所以你就想出这么个‘馊主意’？”老乌摇着头无奈地笑着，“你可真是……唉，说你什么好。”

狼多肉少，手里有烟的病人，就像“话事人”，在病友中威风八面。好的工疗器械，他们可以先用，打饭排队，他们能够先领。甚至听病房的护士们说，一些没烟的“老烟鬼”就为了讨口烟抽，还帮“话事人”叠被子、洗衣服。

“他养我？”老郑的儿子猛地捶了一下金属椅子，炸得房间里嗡嗡作响，他盯着老郑，“一住院就是20多年，你养的我还是我妈养的我，你说！”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我的情绪很复杂。既悲，又无措。钱，死去的孙子，之前的林林总总，这里到底有什么事？

这个朴实的愿望，支撑着福叔卖房卖车、四处借钱，花了数十万的中介费后，终于在2004年5月以出国旅游的名义登上了前往巴塞罗那的航班。和他前后脚走的，还有小学同学老杨。

2004年，40岁的乡村电工福叔在收完最后一次电费后，下定决心，不管怎样都要出去打工。用福叔自己的话说：“实在过够了一年到头没白天没黑夜的苦日子了。”

而老杨却不走了。没人知道老杨为何不再前往西班牙继续他的大厨生涯，大概他觉得也挣够了，就想这样守护着自己的家安稳地过着日子。

那时候，赵磊正在准备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一年，终于算是万事俱备，只欠考试了。赵磊的英文确实算不上好，遇上gre这种对于英文词汇要求高到不近人情的考试，实在是丝毫不敢放松。因此，尽管一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两人每天却连面都见不上几次，即使偶尔在家里打个照面，赵磊也是一副愁容，匆匆打个招呼后，转头就走。

“除夕夜那天晚上，我是夜里12点的时候才从外面回来，年货都是树哥给备的。”福叔笑着说道，“我当时只觉得，自己这是时来运转了。”

“不是钱的问题。”典主任语气和善，“他跟另一个病人在一起总闹事，这对他病情也不利，你先带回去，说不定对你父亲的康复会好一些。”

2004年，40岁的乡村电工福叔在收完最后一次电费后，下定决心，不管怎样都要出去打工。用福叔自己的话说：“实在过够了一年到头没白天没黑夜的苦日子了。”

和所有初到西班牙的打工者一样，福叔一到巴塞罗那，就在当地接头人的安排下进入了一家浙江青田人开的中餐馆里洗碗。老杨在瓦伦西亚，干的也是一样的工作。

“我对那两个老家伙说：‘你俩别给我闹事，抽烟我不管，但再赌烟，就别想出病房的门！’毕竟认识十来年，也算是老伙计了，往上报告……嗨！我还真做不出来。”

见姜雪坚决不答应，许芳接着说：“如果你配型成功，同意捐献，我一次性给你30万……”

早期月份牌中纤弱瘦削的女性，确实符合国人“娇小肤白”的审美。

屋邨里香烛铺的老板都认识他，知道买香的用途，还会主动给师傅仔打折。

杰表哥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老杨经常会说一些丧气的话，也没有人知道原因。直到2018年11月2日，杰表哥突然接到了老杨的电话：“我走，我不打工了，不打了，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2008年8月4日是福叔终生难忘的日子——打工居留终于下来了，福叔和当地的朋友在中餐馆里大吃了一顿——“没有居留证就没有安全感，别人欺负你，你都不敢吭声，很多人拿到居留证的那一刻都会嚎啕大哭，我们在西班牙打工，受了太多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