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女性穿的是宽袍大袖的旗装，并不凸显胸部大小；后来换上修身旗袍，乳房就凸显出来，晃晃荡荡，有违当时喜爱娇小女性的审美取向。

相比过海关的心惊胆战，考场中，监考官的信息核对就完全算不上什么了。明骏说他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做“海外单”的时候，监考官在考场里巡视，不时翻阅一下考生摆在桌子上的证件。当监考官翻开自己的假证件时，尽管早已不是“新手”，他依然紧张得两只手直发僵，连身体都不太听使唤了。

确实如老郑儿子所说，老郑自从年轻时犯病后一直辗转各处住院，所有的家庭责任全部落在他老婆身上。他老婆这些年来不仅要负担他的住院费用，还要拉扯儿子长大，辛苦操劳，落了些劳苦病，儿子如此怨恨，有他的道理。

“不收钱就行，那俺们就先盖着，夜里就不用披俺那破棉袄了。”听闻，老人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谢谢了，俺们光碰见好人呐！”

这年端午节，天气炽热，想着小雪姐弟俩跟着这样的父母真是受罪，我便买了些肉和菜，送到他们的庵棚里。

当年15岁的杨秀琼在比赛中一人包揽所有游泳金牌，一时风头无两。

福叔只能再一次离开了。“当时，我兜里只剩下20欧元，走在瓦伦西亚的大街上，寻思后路，寻思人生，一边寻思一边眼泪哗哗地流”。

也有外向的男性吐槽相亲对象性格不够开朗，发帖询问：“性格和爱好都不一样，是不是不合适？”

就算是日后东窗事发，受到美国教育考试机构的惩罚、甚至被当场开除学籍、遣送回国的，也是花钱“买枪手”的学生；至于“枪手”，则根本无迹可寻，而且连钱也不会被追索——到那个时候，这单生意早就已经结束了——就算客户心有不甘，想打电话交涉，得到的回答，也可能只是一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电子音。

大院照常运转着，每天有人出院，也有人入院，忙忙碌碌。老袁跟老郑在大院的隐蔽角落继续着自己的“事业”，老乌间或向他们“施舍”一点赌本，李护长跟一众护士时不时去敲敲边鼓。

[4] 中国统计年鉴2018. (2019). retrieved 20 september 2019,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

“别！”老郑赶紧把烟捡起来，吹吹上面的灰，恭敬地放在李护长手里，“千万别啊，李护长，我还想看看孙儿呢！”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择偶坡度也是有限度的。毕竟一个男研究生也很少会去找小学没毕业的女性，而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也很难找到一位男性博士生。

主任听完她丈夫的描述，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你们正常做产检，也许就提前知道存在这些瘢痕妊娠、孕期高血压等这些问题了，积极干预和预防，也不致于让她病成这个样子！”说到这儿，曾春花的丈夫便低头不语。主任接着说，曾春花现在的营养状况非常差，重度贫血，而且凶险性前置胎盘容易大出血。术后出血过多，使她的情况很不容乐观，各种脏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除此之外，有时也会直接招募“枪手”。这次找到明骏，就是看到了他的“广告”，来拉他入伙的。

老袁斜躺在亭柱边，满脸痛苦，肚子上被人踹了一个脚印，身边散落着一堆烟，几个病人正在激烈地哄抢，黄橙橙的烟叶被踩得到处都是。

“可老郑打死不信呐！他觉得儿子还在怨恨，故意骗他，要让他死了回家的心。”老袁一脸无奈，“他不像我孤家寡佬。他想回家，当个好爸爸，好爷爷。儿子大了，由不得老郑，这个孙子，不就是他最大的念想吗？

）一分钱也没给我。最累的时候，两腿都发飘，在火车里呼呼大睡。”

这一年，福叔攒了1万多欧，2009年正月初四，在西班牙打工将近5年后，福叔和老杨决定回一趟老家太平村，看看老婆孩子。

“是为了豆豆吧。”老乌当时心里已猜了个七七八八，但还有些疑惑，“他孙子不是早就没了吗？”

在金明明住院后，她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表姐表妹全来了，每天都会有二三十口人来医院探望她，每一个人都是人还没有进病房，就先在病房门口抹眼泪，等脸上的泪水干了再进去。毕竟，金明明太年轻了，可能在引产过程中人就会没有了，现在看一眼少一眼了。虽然医院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多人来探视，也害怕这么多人来看会引起金明明的情绪波动，但是主任和我们护士都没去阻拦。

不过，这些月份牌难说是“写实”，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病房的接待室里，老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颇为不安。他的儿子也戴着一副眼镜，手抓着膝盖，有些愤怒。

“护士长，俺知道。家里实在有点困难，在县医院花了3万，家里的一点积蓄就全花光了。俺也找亲戚们借了，就是需要再等等。”

很快，明骏就把自己的“广告”挂到了人人网和qq空间上，广告词是从中介网站上抄的，大致就是“高分枪手，诚信替考，考不到要求的分数全额退款”之类，也没什么新意，思来想去，保险起见，他又在后面附上了自己的学生证照片，还加了一句补充：“如果你需要替考，又觉得自己和这张照片长得很像，欢迎随时联系。”

据明骏自己讲，在那“基本上没什么活接”的半年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份特殊的“兼职”会给他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晚上，我们护士照例订的快餐盒饭，除去在护士站留守值班的护士外，我们当天6个上班的人全挤在一间狭小的护士休息室里吃饭。

明骏说，那时候他着实吓得不轻，毕竟这个电话来的当口，他正在准备毕业答辩，虽然工作一时还未有着落，但几次招聘会都和企业方的人聊得不错。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那就可是真的对谁都没办法交代。

围观的众人兴高采烈地起着哄，老郑薅下眼镜，一筹莫展地盯着残局。

“35床曾春花患者的家属请到护士长办公室来一下。”我拿起了护士站的呼叫器。片刻，“咚咚”两声轻微的敲门声后，曾春花的丈夫把门开了个极小的缝隙，露出了半张脸：“护士长，你找我？”

我们这里虽然不比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但房价在全国也算是前列了，市里大点的房子，7位数也是要的。明骏的这个决定让我有些吃惊。

我愣了一下，明骏倒是对我的反应并不意外，只是笑了笑，然后又给自己倒了半杯，向我讲起了他做“枪手”的前前后后。

这活儿不算累，只是卸货时，要货主自己把卸下来红薯干一包一包地倒在仓库里。几次以后，我发现大弟居然从家里带两个人来给他“倒包”。我知道了很生气：“也不知你一趟能赚几个钱，居然还雇两个工人，又不是让你从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