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让我不要接得太频繁，最好控制在1至2个月1次。说是考得多了容易引起监考人员的怀疑，‘1个月1次差不多刚刚好’。”

期间也有巡视的护士到过花坛这里，但大都装作看不见——就算他们想抓现行也难，这些“参赌”的病人风险意识很强，一见“白大褂”靠近，便立即假装摆龙门阵，神情切换自如——哪儿像一群精神病患者呀？

“老乌，有些事咱们心知肚明。”随护士们赶来的李护长眉头皱成一团，话里有话，“但医院把大院分给你们康复科管，出了事，要负责任的啊。”

“那倒不是……”明骏斟酌着词句，“你记不记得，之前好几个同学都觉得……我们两个人乍一看还长得挺像的？”

）帮着你。我每天给你们洗衣做饭，你还不上劲干。一家几口人，地不种，生意也不好好做，指望啥吃！”

盒子散着一阵受潮的霉味，呛得人头晕。我打开来，里面满满都是烟，各种牌子，胡乱皱在一起。

到了2011年年中，明骏接到中介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接“海外单”——就是去海外的考场做替考。

“嗯哼！”老郑忽然哼了一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小文背后，手指还使劲地杵着自己的眼镜，发出“咚咚”的声音。

但总有漏网之鱼，且屡禁不绝。酒瓶茶罐目标大、气味浓，藏不住，可香烟体积小，随手一捂，谁也看不见。一些来探视的家属，耐不住病人的哀求，总会偷偷塞个一包半包。

[2] 胡小武. (2010). 城市性: 都市 “剩人社会” 与新相亲时代的来临. 中国青年研究, 2010(9), 26-29.

“我不缺钱。”老郑的儿子说，“我家里也住不下，他只能待这里。”

“是为了豆豆吧。”老乌当时心里已猜了个七七八八，但还有些疑惑，“他孙子不是早就没了吗？”

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

那几年，他倒腾玉米和红薯干之余，还盖了几间猪舍，养了两头母猪和十几头育肥猪。

老郑的话似乎触动了他儿子的某个开关。先前的愤怒迅速消融，一股悲恸从他身上淌了出来。他慢慢地顺着椅子委顿下去，了无生机，嘴里空空洞洞地呢喃：“没了……豆豆早就没了。”

有一次，他拉了一车货，卖完之后，兴奋地对我说：“这一车赚了不少钱，比以前哪一次赚得都多。”

“我就是这个命呀，本来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嫁得也不远，离家5里地。我有个病啥的，一天就跑回家三四趟地看我。现在我老了，最需要闺女照顾，却没想到落到了现在这个结果——对了，明明还不知道自己的病，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她总和我念叨：娘，等我把孩子做下来，没事了，我就赶紧上班去，给你买新衣服。俺那傻闺女呀！”

一连串的问题后面，还有一连串的吐槽，相亲遇见的奇葩人和奇葩事，实在是太多了。

“哈哈！”小文什么都没发现，激动地举起牌，“没牌吧？炸弹！”他“啪”地拍下4张“2”，瞪住老袁，一股“万夫莫敌”的英雄气概。

比如近日《人民日报》报道的一位93年的姑娘，她相亲了50多次，最疯狂的时候一周和7位男士看电影，但还是没有找到合眼缘的。

“我没要钱，”明骏思索了片刻，觉得既然被看出来，倒不妨坦诚一点，“我就是帮我朋友忙，你们做这个一次收多少钱？”

住院部的几个老护士说过，狐有狐精，鼠有鼠精，老袁跟老郑，就是住院部的“院精”。

老袁跟老郑深知不能“竭泽而渔”，每回“收摊”的时候，都会从赢下的一把烟里抽出几根，分发给众人。

老袁和老郑的 “冥顽不灵”让老乌火冒三丈。他特意挑两人赌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冲过去一脚踹翻摊子，当着一众病人的面，把烟踩得稀巴烂，指着两人骂道：“当老子跟你们开玩笑呢？！滚回病房去，一个都别想再下来！”

他就站到院子里仰头望着天，很长时间一动不动的，就像个望天猴一样，一副拿不到钱就不走的架势：“你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我回去先给人家，不然人家又逼我。”

还有一些人，因为自身的年龄问题，即使遇到不是很满意的相亲对象，还是会犹豫是不是要将就一下。甚至有人发帖吐槽称还没见面的相亲对象就问了一句年龄，就以大龄为由拒绝见面。

老乌把烟头掐灭，转身走到柜子前面，拿出一个纸盒放在我面前：“自己看吧。”

说到这里，老乌摆了摆手，拒绝我递过去的烟，说：“我也不是想占便宜。这事毕竟不合规矩，全放在我这里，总比放在他们那里被人发现的好。老袁都对老郑这么够意思了，我不能不讲义气吧。”

据悉，ofo目前还有200余名员工，包括软件、财务、法务等，且以软件人员居多。除了原有的业务，还在积极尝试智能

“绝对保密！”老袁“了然”地捣头，一副宣誓表态模样，老乌这才打开手掌。老袁双手悄悄地接过烟，拐了老郑一下，两人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