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们同在长沙一所学校读书。毕业后，我跌跌撞撞进入媒体行业，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而w君则直接成为了一名“了难人”——假借“记者”之名，帮人“了难”。现在，在正规新闻单位上班的我，每天在为房子和车子的月供奔波，帮人“了难”的他却已在长沙拥有多套房产，以及豪车座驾。

[4] gov.cn. (201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10/content_5428819.htm [accessed 12 oct. 2019].

而吴永宁又是怎么从一名群众演员变成了网络博主，开始了所谓的“极限挑战运动”，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答案。

随后，他又“教育”起我来，“公安、纪委、检察、法院、宣传，这几个强势部门都不能得罪。而且，还要和这些部门的人搞好关系，见着他们都得客客气气的，递烟点火、倒茶赔笑。我们总有需要强势部门帮忙的时候嘛！还有，纪检部门可以随时找借口调查我们，政法系统也可以找个理由抓我们，宣传部门是专门管这块的，更是不好得罪……”

还有，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也给吴永宁发过微信——“兄弟，现在你已经是平台签约首席达人，所以很容易上精选。精选多了结算比较高。”

他却一脸不屑：“你现在每个月拿几千块钱就很光彩吗？能赚钱才光彩。”

第二天一早，叔叔就安排小明在国内多个网站以“某某央企拖欠血汗钱，暴打农民工”为题发帖。与此同时，我们三人立即前往长沙。

对父母来说，也不是一点痕迹都没有。冯福山说，回想起来，农历八月十五那天，孩子在家，就是这一群人上门来找过他。“他们有一伙人，抬了一个礼物，很多水果，一进门找他，说一个事情，什么8万块的生意，能不能搞定。”冯福山还能叫得上这几个人的名字，他说，他当时还问了是什么生意，“他们好像拉扯了一下，然后就到楼上去谈了”。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不同规模的养殖户之所以会以不同方式来和猪的便便相处，说到底无非还是一个钱字。

在平台上玩了会儿，吴永宁和朋友们去了另一栋居民楼。当同行的人按下33楼的按键，吴永宁打趣地说，“33楼有点高啊”。他手里拨弄着gopro拍摄的素材，另外一个人也凑过来看，似乎在指导他如何拍摄，还说，“拍一些细节”。

那次老郑组织饭局，一是“交流感情”，二是有事相求。一轮白酒过后，老郑清了清嗓子，“各位大记者，我有个外甥在长沙被中字头的建筑公司拖欠了工资，讨要时还被对方保安打了，看有谁可以帮下忙啵？”

关于欠缴一个月社保的问题，公司已向朝阳区和北京 市有关部门反映并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我们正在积极与 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解决方案，力争在这个月底把社 保给大家补齐，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大家的影响。

同事们，我们的事业是崇高的，我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我们从事的是为子孙后代积德的事业，是造福全人类的事 业。所以，我坚信，天一定会佑汉能，汉能一定会有好的 结果。多大的事业就会经历多大的磨难，不管多大的磨难， 我们都能度过！

李河君称：“大家知道3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欠过员工一分钱，这次是头一 回，实在是对不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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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宁在老家忙装修那段时间，冯福山出外打工了，走时，吴永宁去送他。

果然，当其他人都对我竖起大拇指时，同事阿利看不惯了，翻了一下白眼说：“呵呵，做这种事情不怕被抓吗？”

公司就开在县司法局的大楼里面，不到50平米的空间被隔开，小一点的房间是叔叔的办公室，大的公用，几张桌子上随意摆着电脑电话，然后就是一堆堆小山般的文件。

然而现实并没如此美好。以养猪大省河南为例，小规模养殖户没能力也不屑于从这些粪液里谋取收益，超过60%的养殖户直接向厂外沟渠排放粪污。

还有一次是某短视频平台上架新版本app，请吴永宁做推广，介绍他时的推介语是——“永远不懈为力，成功输出巨星”。宣传方案上写着，要求吴永宁站在大楼楼顶开始挑战项目，全程露出关键字样“xx（

二是从灰色代写到合法代写。论文代写虽不能见光，但文案、ppt、策划书等其他代写却是光明正大的行当，这些中介手握大量优质写手，会另开一家店，逐步发展合法代写业务，一旦时机成熟，便可立刻转型洗白；

不满足于被“投喂”的现代人，已经开始自己动手剪视频、拉cp，自产自乐。

的确有一些有迹可循的异样，比如吴永宁那段时间总跟冯福山说，“明年可能有大钱赚”，“至少8万、10万那样的投资”。再就是吴永宁此前和他母亲说：“明年，有电影公司请我当明星了，50万一年。”

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一开始都会心怀愧疚，毕竟大家都清楚，这是在造假。然而久而久之，心态就会渐渐开始变得“理所当然”起来：“因为我生活不易，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反正那些人只是为了混学历（

就这样，一篇论文就交到了客户手里，导师看不出问题，查重报告也合格，客户满意，便支付尾款，交易完成。

这天下午，小明一直在教我如何利用网络制造舆论。总体来说就是，我们先收集好相关信息，再去网上发帖，随后，用事先注册好的众多账号跟帖造势。待到事件“发酵”得差不多了，叔叔便找到涉事单位或个人，以“记者”的名义介入，要求解决问题。

二是从灰色代写到合法代写。论文代写虽不能见光，但文案、ppt、策划书等其他代写却是光明正大的行当，这些中介手握大量优质写手，会另开一家店，逐步发展合法代写业务，一旦时机成熟，便可立刻转型洗白；

每年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每次有这样的新闻出现，我们“论文交流群”里就会引起一场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而越是讨论，中介与写手们就越是认同自己的“正确性”——至少从小处来讲，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客户也是“为了生活”。

当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时，事情总算出现了转机。就在婚期将至的前一个星期，巩凤读高三的外孙子突然给苏大爷打电话，说经过自己极力的劝说，他妈妈已经同意了外婆和程方连的事了。

冯福山说，11月10日本该是儿子订婚的日子。按说，此前几天吴永宁就该在家做各种筹备了，他也说好了会回家，结果，人却不见了，电话也不接，“这太反常了”。

大概摸索了一两个月，他便摸到了一些门道，开始不时在朋友圈里晒“业绩”。4月份的大旺季，阿利每天的营业额竟然高达两万，按照利润分配，他每天至少能赚1万块。这个数额，按他以前的工资算，起码要两个月省吃俭用才能省下来。

其中26.4%的养殖户因配有政府免费安装的户用沼气池，会拿出部分来制沼气，但因容量有限，80%以上的粪液仍会被直接排放。[8]

2005年的夏天，在老康的鼓动下，叔叔从乡政府辞职，加入了事务所，自称为“维权者”。没多久，又另起了炉灶，依托着此前十多年的乡政府工作经验，这家明面上是“信息咨询公司”、私下里却是帮人维权的公司，很快就在全县树立起了不错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