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南松口中，自己现任的妻子很好很孝顺。我听得张大了嘴巴，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叉着腰骂骂咧咧的女人。可黎南松却说，她同样是被大家误会了的。“她身上确实有很多毛病，但还有很多事情是别的女人做不到的。”譬如，她从来不反对他背尸体，寿衣拿回家，她也会帮着缝补。她虽然刁蛮，却从未对亡者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其他人在议论死者的长短，她却都能忍得住。

两个月后，老苏头病情稳定，他儿子一家三口来接他出院。办好手续后，老苏头把韦丽叫到床头，脸上有喜色，指着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说：“小韦，这是我孙子小承，都是年轻人……”

他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一直叹气，心想：自己怎么摊上这些个事？

“我很难过，”说到这里，韦丽眼睛有些红，“我也不懂我到底该是个什么角色。”

当年他和本村的人在工地上干活，因意外摔断了尾骨。工地的老板是个有钱人，给他们买了保险，赔偿金很快就下来了。可村里那些人却撺掇黎南松的妻子，说保险公司赔了，还能再找施工单位额外赔偿一点，就算黎南松不要，大家也能分一点。黎南松听了就拒绝了，说没有那样的道理，“有些人就是久居鲍市不觉其臭，所以才想占尽世间的便宜”。

假电台和伪基站同属于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案，若再涉及制售假药，经侦和食药监管部门也会一同介入，但眼下的首要任务，是找到这台假电台的所在位置。

我很想把这些弄清楚，于我也算多了点案例经验，决定亲自去找老康。

“上初中时，我就爱看《射雕英雄传》，总是幻想能娶到一个像黄蓉那样冰雪聪明的女子，后来长大了，只想和小蒙相伴一生。可最终却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出人头地，和一个不识字、自己也不喜欢的女人拴在了一起……”说到此，他脸上已是热泪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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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油田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高潮，学校、社区准备全部移交给北城市，油田内部的“福利房”也不例外。

原本听那么多责骂都面不改色的金智英，在父亲说出这句话之后，理智的缰绳终于断裂。饭怎么也咽不下去，她手握汤匙正努力深呼吸调整自己的情绪，只听“啪”的一声，宛如坚石碎裂般的声响突然从一旁传来，原来是母亲涨红着脸，愤怒地将汤匙拍在桌上——

[1]中国大学生体质还在下滑：深夜撸串喝酒，健康教育需走入课堂_教育家_澎湃新闻-the paper. (2019). retrieved 24 october 2019,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66858

多年后，蒋贵他爸终于又坐回到了村里红白喜事头席。那些曾看不起他或者和他有过嫌隙的乡亲们，比如前任村长、小花的父亲，现在每每远远望见他，必会在几十米开外就急急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而后满脸堆笑地高喊一声“蒋主任”，走至近处，小花爸还会恭恭敬敬地敬上一支好烟，蒋贵他爸也不拒绝，接过来，将烟轻轻举到面前，一言不发地微笑着看着远方，小花爸心领神会，赶紧上前点火。蒋贵他爸狠狠吸上一大口烟，吐出烟圈后，这才朝着对方轻轻挥挥手，径直走开。

“不想……”陈文静声音很小，好像怕吵醒谁似的，“我想回家……”

）该考大学了，你们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多。这次一贷下钱，我就先把你那20万工钱还上。我坑谁，也不能坑自己亲姐姐姐夫吧！再说了，我村里那套别墅再不值钱，50万肯定有人抢。你们就别担心了。”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越来越胖。以城市男青年为例，1985年城市男青年肥胖检出率为4.37%，到了2014年，增加到了14.98%。

那几年刚好大搞计划生育，虽然在此之前，村里人生小孩几乎也都去医院了，但老太太也不难过，她整天摇着蒲扇，说时代在进步，医院技术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自己就该到此为止。

金智英认为不能像傻子一样愣在那里，也不能过度将内心的不悦形之于色，否则应该会拿不到面试高分，所以她选择了最安全的回答：

至于多出的场地费和车辆使用费，我一个学生难以应对——毕竟我跟酒店和出租车辆公司的人不认识。可是没几天，李老师就找到我，给我了一些票据，说这事她已经搞定了，“找人开个票据小意思”。我看了下票据，跟一开始李老师拟定的报销单金额完全一致。

师弟可能是从别处听到了风声，直接去学校财务稽核部门揭发了李老师。

这批报账资金，一部分进了李老师的公务卡，一部分则给了那些专家、酒店和租车公司。一如既往，一周左右到账。

好不容易做完艰难的决定，却又对先生发脾气，金智英突然感到有些抱歉，于是主动向面露错愕的郑代贤说了声对不起，他则表示没关系。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小承回来了。他回来的第一件事，是要跟韦丽离婚。韦丽十分不忿，她觉得，受委屈倒还罢了，为什么还要被小承“弃之如敝履”？面对公公婆婆，她第一次在家里发火：“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

这样简单的推论太草率，但韦丽的变化，看起来又确实跟苏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背后涌起一阵凉意，又有一股火气升起。如果真如老康所说，苏家为了名声如此“控制”韦丽，那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刚才的冷笑。

那时候，接生婆常在屋檐下摇着蒲扇对黎南松说：“你们要好好活，都是哭着洗个热水澡就能过活了。”和黎南松一样，接生婆在村里也没有什么地位，村里人都是为了活着不择手段的，没有人敬畏生，自然没有人敬畏死。

“这样也挺好，省得过户成功后那家人反悔了，那这房子可就再也要不回来了。”老爸在一旁感慨。

第二天我去财务处领完报销单后，到李老师办公室询问诸如机票、火车票、住宿发票以及学术会议回执等课题结项栏目里标明的所需票据。李老师看了看我，说，这些事情你可以请教你师姐，以前怎么做的现在照办就是。

这家在业界有一定规模的公司，虽然主管职位以男性居多，但是整个公司的女性职员还是占大多数。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好，同事都很通情达理，不会过分自私。

我送他回家的路上，他跟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自己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进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却一步也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他想去殡仪馆看看，“想看看那些专业的人是怎么做事的，我只会像缝衣服一样缝那些残缺的尸体，没技术的”。

孙红卫口中的“两个孩子”，是他雇佣的两名负责操作伪基站设备的年轻人，都才20出头。他俩原先在孙红卫的餐馆打工，孙红卫看两人踏实能干、还会开车，就教会他们如何使用伪基站发短信，一天报酬200元。

“唉……”韦丽说到这里，无奈地叹了口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得到这种机会，我必须拼了命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