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暗自盘算着，去地铁站的路上要买个吐司来吃，午饭要去吃全州食堂的豆腐渣锅，要是工作提早做完，不知道要不要看个电影再回家，还要去一趟银行领到期的存款。想着想着，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工作的事实，原来自己的日常已经变得和过去不一样，在不同于以往的日常生活中，将充满不可预测与不可规划的事情，直到自己再次适应新生活为止。

不变的是，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打开公共事业中心的网站，看看有没有新的通知。毕竟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手里的这些房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属于我们。

如陈鑫所言，白石洲拆迁传闻虚虚实实了十几年，某种程度上，麻痹了长居于此的租客们。

怀着立功减刑的希望，孙红卫如实交代了所有犯罪经过，还主动向民警供述了伪基站的来源：除了第一台伪基站设备外，剩下的3台都是以3万5千元左右的价格从某个黑网站上购买的。

当时，老康觉得必须为韦丽的遭遇发声。他找到病区的负责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她绝对不是简单的精神障碍。病人多年服用百忧解，而且之前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得不够，这样就下判断，她以后怎么做人？”

金恩实组长是公司四名组长中唯一的女性，有个正上小学的女儿，和娘家母亲同住，育儿和家务统统交由母亲处理，她自己只负责工作赚钱。有人说她这样很酷，也有人说她这样很狠心，有些人反而称赞她老公，替她老公叫屈，认为男人和岳母同住比女人和婆婆同住还要辛苦——近年来，岳婿问题甚至比婆媳问题更严重。

“这是补的资料，不是你家买房的那个购房合同，这个金额也不是咱们说了算，是人家评估出来的。所有的人都得补，你快签字！”大姐不耐烦地说。

“大不了我把钱还给你！”韦丽十分着急，“我都好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但时间跨度再长，也终究会有离开的那天。所幸的是，在深圳打拼了十几年的赵鑫一家，已经将房子置在了惠州。“茶具、茶叶瓶瓶罐罐很不好打包搬，到时在村里租个没签约的仓库放，如果实在找不到地方，就拉到在惠州买的新房子里。”而此前，只有寒暑假和周末时，他们才会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惠州的家。

“你服药多久，在服药的过程里，医生有没有给你调整过，比如种类，用量？你是护士，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又问了一句。因为精神类药物的用药是要严格遵循流程的，在服药前，要明确诊断结果，服药初期，也要根据患者的反应，剂量、种类随时做出调整。

我们约在一家餐馆，在饭桌上，我也没太客套，直接问：“这么报账会不会被查出来？”师姐听后没说话，只是给我夹菜。我只好接着说：“以前都这么做吗？不是说大学科研经费核查得越来越严了吗，李老师居然还敢这么做？”

）的时候，跟一些病人聊天、询问病情。病人们自然是很欢迎——因为封闭病房的医生很忙，每天查完房后还要面对整理病历、调整治疗计划等繁杂工作，不可能像老康这样专门抽出时间开导他们。

过了大概半个月，到了今年1月份，师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申请换导师没有成功，没有导师愿意接收他，所以想让我帮他给李老师求求情。师弟的声音听着有气无力的，出于同情，我没多犹豫就同意了。

即便如此，对大学生来说，1000米和800米依然是最折磨人的项目。而且从数据上来看，严格的体测标准对于提高大学生体质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孝家见到我们，“噗通”一声跪下去。黎叔扶起来人，还和二十几年前一样，“节哀顺变，我这就过去”。

韦丽的病情，在系统地治疗后，缓解了一些，异常渐渐减少，交流慢慢顺畅了，思维逻辑也在恢复。只是，一旦减少药量，她的情况会出现反复，情绪又变得无法控制。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都像是按照公司的标准“答案”回答，但的确让金智英心里舒坦了许多。

室友李东笑着说：“大兄弟，你这成了造假专业户了，也不怕被查到？”

话虽如此，可就这样放弃快两年的努力，我实在心有不甘。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我一直在纠结，直到4月初，我才下定决心，登录学校教务官网，填写了退学申请。同时，我向阿哲所在的公司提交了个人简历。

约莫20分钟后，村里才有了动静，几个妇女穿着睡衣在马路边上梳头发，其中有一个见了我大吃一惊：“乍一看我还以为是背尸佬回来了，仔细瞧又像是城里人。”

多年后，蒋贵他爸终于又坐回到了村里红白喜事头席。那些曾看不起他或者和他有过嫌隙的乡亲们，比如前任村长、小花的父亲，现在每每远远望见他，必会在几十米开外就急急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而后满脸堆笑地高喊一声“蒋主任”，走至近处，小花爸还会恭恭敬敬地敬上一支好烟，蒋贵他爸也不拒绝，接过来，将烟轻轻举到面前，一言不发地微笑着看着远方，小花爸心领神会，赶紧上前点火。蒋贵他爸狠狠吸上一大口烟，吐出烟圈后，这才朝着对方轻轻挥挥手，径直走开。

“所以啊，要想把咱家这两套房子都留住，我跟你妈可能就只有离婚这条路喽……”老爸端起酒盅又闷了一杯。

不承想，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回不仅没有折磨死别人，反而给自己戴上了“镣铐”。

“你们这都从哪得到的消息啊，怎么跟搞传销的一样，上来就不相信单位。”听老爸的语气这么笃定，我有点吃惊。

过了一会儿，她缓和了语气：“现在都是这样报账的，你别有压力，没人会理这些小账目。再说，我要说某个人是课题组成员，或者某项开支是科研开支，那它就是。谁还会为了几百块钱车票专门去调查某个学生是不是课题组成员吗？”

老康对这些评论一概置之不理，跟病人聊完，就会来找我跟大院主管老乌“冒一根”（

陈文静的反侦查意识极强，在购买了电动车后，她利用自己在电子厂工作的经验，买了一套工具和附加电瓶，将使用交流电的伪基站设备直接改装成使用电动车电瓶供电，还将设备开关连接在电动车转向灯开关上，一旦情况不对，可以随时关闭设备以逃避侦查。而这台设备还可以随意更改手机用户接收到的短信号码，陈文静又将诈骗短信号码设置成银行的客服电话。

她趁机询问了另外两位和她一起面试的女生是否有人通过面试，并表示自己没别的意思，单纯只是想作为未来准备面试时的参考，但对方似乎有点左右为难，犹豫着该不该回答。

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蒋贵并没能顺利参军。在村里务农的那两年，蒋贵他爸常让蒋贵带着礼品去村长家找小花玩。可蒋贵并不愿意，除了村长夫妇那冷冰冰的眼神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喜欢小花。

面对刑警侦查员的讯问，乌老板毫无悔过之意：“假电台这东西很容易买到，卖家也不管你有没有无委会的许可。再说了，卖保健品的，不都是这么个做法？夸大疗效，就差能说起死回生了！别人有钱，打电视广告，最不济的也发个传单，在报纸里夹个内页，而我就是用假广播宣传，和他们没有本质的不同。警官，你说骗，我可不承认，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所以啊，要想把咱家这两套房子都留住，我跟你妈可能就只有离婚这条路喽……”老爸端起酒盅又闷了一杯。

小赵结婚的时候，正好我本家的一个大哥也要结婚，赵大爷就跟我老爸一起给孩子参谋着买房子，最后两家都相中了一套油田一中学区内的“福利房”。为此，赵大爷还专门上我家找过老爸，说：“大家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又不是给文州买房子，没必要来抢房子。”

“你们夫妻情分没了，我们的父女情分还在嘛。”前公公“似乎”没有生气，“这个病，不能停药的，复发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