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大批移动短视频app上线。2017年，随着短视频热度逐渐升温，吴永宁也开始录制、上传小视频。

刚得知儿子去世时，吴永宁母亲常说，一直听到有人在她耳朵里唱歌。她一直絮絮叨叨地说着儿子的懂事，说自己的伤心难过，“我养个儿子不容易啊，不是随便养大的。我走到哪儿背到哪儿，我想我永宁，你明白不？”

国栋初三那年，在班里用打火机把书点了，被老师赶回家之后怎么都不肯再去了，说要出去打工。大明叔执拗不过。可国栋还没有初中毕业证，大明叔就又去找校长，反反复复好几趟，一直说“娃儿没有个初中毕业证，以后不好混”，提着枣子、酒一趟趟往校长家送，这才让国栋拿到了毕业证。

2019年2月底，其中一个官司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后来在庭审中，法院把吴永宁的这种“极限挑战”定义为“高空危险活动”——吴永宁攀爬的大都是地标性建筑，这种行为可能随时会危害公共安全。

2015年，因收到投诉过多，网站被上级部门要求撤销各省记者站。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湖南省记者站”的牌子没了，“华中记者站”又成立了。我们纷纷以“某某网华中记者站记者”的身份，继续派驻在湖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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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栋先前跟我说过的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不为别的，就是感觉有些话一说出来味道就变了。可能日常生活不得已才是常态，就像国栋说的“狠心”。面对生活的选择，有时候只有靠着“狠心”才能得来那一点点的自由，但这样的自由，真的安心吗？

“那你现在的条件也可以，干果店生意也不错，你为啥不给他治病？”我实在有些生气，直言道。

第一次见到国栋那天，我放学刚路过麦场，就被大明叔叫住了。他把国栋拉到我面前说：“这是你国栋哥，刚转学过来，明天你们就是同学了，咱两家离得近，你们可以做伴去学校。”

中间有一次冯福山回家，借用了吴永宁的手机，看到了吴永宁微信的前几张图就是他在爬高楼。此前冯福山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他吃惊地问：“你爬得高高的，这是在干什么？”吴永宁回答他，那不是真的，是电脑合成的。

采访吴永宁继父的时候，他的母亲一直坐在桌子旁，桌子下面是一个南方常用的电热器。她很怕冷，屋外风刮着，她用羽绒服把自己裹紧，又把帽子戴上。桌子上有两瓶药，一些柑橘和核桃。房间里也没什么多余的摆设，只是白墙上贴着一张吴永宁的照片，很显眼。吴永宁有着一张酷似母亲的面庞，很俊秀。

这次我不打算在网店平台上接单，而是选择到各学校的论坛和贴吧上发广告。一开始，每发一篇都会因为“含有敏感词”而被系统删贴，后来，我尝试将敏感词用拼音或同音字替代，尽管发文成功后几个小时内还是会被管理员发现并删除，但由于论文代写的需求实在太旺，在广告得以“存活”的短暂时间内，还是会有客户找上了门来。

这天晚上一见面，他便递上名片，“某某共享电动车媒体总监”的头衔映入眼帘。

原来，那个骗子竟然是两头骗，在我这里用这个学生的个人信息骗了我的稿件，那边又用我的初稿骗了这个学生的稿费。

许娜的社交圈似乎又提升了一个等级，她开始晒“女性成功论坛”“米兰时装周”的邀请函了。

后来警方的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11月8日12：20，吴永宁一个人来到这栋地标建筑。大厦正对着橘子洲头，可以俯瞰整条湘江。上楼要刷卡，吴永宁尾随其他人来到45层，之后穿过一个消防通道，进入平台。

还有一次，他看到新闻上说乌克兰人口性别比例女多男少，就说我们可以开个“跨国婚姻介绍所”，把外国的剩女介绍给中国的剩男，国内男女比例如此失调，这一定是个巨大的市场。

半个月后，叔叔便带着我一起去接任务。那天，我们要去一个距离县城很远的小山村，有人举报说村长选举涉嫌违法。

这次我不打算在网店平台上接单，而是选择到各学校的论坛和贴吧上发广告。一开始，每发一篇都会因为“含有敏感词”而被系统删贴，后来，我尝试将敏感词用拼音或同音字替代，尽管发文成功后几个小时内还是会被管理员发现并删除，但由于论文代写的需求实在太旺，在广告得以“存活”的短暂时间内，还是会有客户找上了门来。

许娜仿佛并未意识到我的婉拒，意犹未尽地说：“如果事成利润至少在千万以上，到时我们按10%给你提成。”

最经济、有效处理粪液的方法是将其灌入沼气池中厌氧发酵来制沼气，供应养殖场和周围农户取暖做饭。[7]

去年冬天，云青、许娜、蔡晓、戴方维和李俊山相约去海南旅游。虽然大家都已年过而立，但都有个共同点——没有一个算是“稳定”下来的。

不得不承认，他的身手确实比常人更敏捷。我看过一段他的视频，他在路边跑跳，像马里奥一样穿过各种障碍物，甚至还轻松地做了个前空翻。律师后来分析说，吴永宁应该也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灵活，“觉得这是他的优势所在，（

视频里，吴永宁和另两名男子一起，他自己拿着gopro，对着镜头说：“今天这个楼虽然只有20层，但20层也是很危险的。楼下要门禁开门，我走楼梯上来的……我觉得最好爬的楼就是我们老家这边的居民楼，每个楼都能上来。”

“肯定是怕纪委的，可问题是纪委也不是什么事都会管；新闻媒体当然也怕，只要是省一级的记者来我们县，县领导都是会出面接待的——但正规的新闻媒体也不是每件事都管，毕竟他们来回一趟很麻烦……”小明告诉我，眼下县里官员们最怕的，是一个省级网站的“xx呼声”栏目，那是专供老百姓发投诉举报内容的。全省各地的官员都非常关注这个栏目，尤其是我们县，“县领导经常看”。

我打算窥一窥富豪的生活，点开了许娜的朋友圈：在一张精修过的海报上，她穿着低胸垂地的黑色鱼尾礼服，嘴角含笑，目光却如锋利的刀，穿透屏幕割开我眼前的空气。海报上赫然写着——

叔叔从包里拿出一个证件对着男子晃了一下，“我们是纪检部门的记者，接到村民举报，说你村村长选举违法，来了解一下情况。”

事后，郭老师在讲台上大力表扬许娜临场发挥为节目增光添彩、给班级增了光，私下里却拉着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尖子生说：“这个许娜啊，胆子大，不怕丢丑。但就是太爱出风头，心太野……”

我打开绿色的证件本，左边有我的照片、名字和职位，鲜红的“中国监督门户网”（

国栋在家嚷嚷着，说“想挣点钱还是要自己当老板”，还是大明叔，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在县里给国栋开了家干果店，还买了套房。一家人都陪着国栋搬到了县城，大明叔平时就帮忙照看着干果店。

可国栋再没学过好。好不容易上了初中，又开始成天跟着一群“大哥”混在一起抽烟、喝酒、滑旱冰。有一次他们想“搞点钱”，让国栋想想办法。说是去“搞”，其实就是去偷。国栋跟在别人后面干坏事行，自己出头却不敢，想来想去，带着这群人把自己家给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