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以南每年产出约占全国四成的猪肉，稳定南方猪肉市场的同时，也排放了接近同比例的粪便量。而南方水网密布，恰恰又是防治养猪业粪便污染的主战线。

刚开始我还挺高兴，心想又多了个大朋友。但很快，我就不愿意跟国栋一起了。

“哎……国栋就是不想让大明知道自己得病了——他那是不想给你大明叔治病啊！”

平台上写着“禁止攀爬”4个大字，吴永宁和那两个人不可能没看到。

这一次，国栋在村里算是真“臭”了，村里人都说大明叔养了个白眼狼，国栋每次回村，总有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村里几个好事儿的人，见到国栋就大声说：“呦，这不是大孝子吗？”

等到2009年冬天，国栋的儿子洋洋出生，俊花婶子去了县城看孩子，住在一个屋檐下，婆媳问题一下就出来了。还没出月子，陈莉就跟俊花婶子吵得不可开交了。奶奶说俊花婶子这个人嘴太碎，啥事儿唠叨个没完，但陈莉，就冲她结婚之前把公公婆婆都赶回老家，“这种女的，能好到哪儿去？”

我模仿着其他店铺的做法，将宝贝描述改成“论文查重”，然后等待订单从天而降。

他的确算是真正意义上符合这个身份的：中专肄业，家在略显凋敝的村庄里，母亲患病，继父普通，面临谈婚论嫁，需要彩礼——这些，或许是他“发财梦”的动因之一。

等饭吃到一半，就有人忽然不怀好意地举起戴方维的手机：“大家来看看戴老师的女朋友，国庆节戴老师就要结婚喽！”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人的命运真是难说，奶奶说大明叔这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就好个吃，尤爱吃饺子，但那时家里穷，一般时候也吃不起。每年就等桃树上的桃下来了，去集市上卖了钱，当天晚上回家自己包点饺子。但是他手艺不行，最后煮坏的饺子比好的多。一直想说个媳妇，可家里穷，也没说上。

据界面报道，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信息显示，将于11月18日10时至2019年11月1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从郭老师家出来，我毫不客气地跟她说，看看你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你怎么现在变得越来越假了？她不屑地回敬了一句：‘你懂什么，那是公司的包装话术，没这些怎么吸引粉丝？’不过她也没生我气，回头还是会来找我，给我寄南京的小吃，大概也是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学跟外面的‘那些人’不一样。”

从明面的记录上看，吴永宁在某个短视频直播app上获得的利润最多——共计直播218次，累计提现35936元。剩下的平台可以忽略不计——比如某平台收益 170.7元，某平台他提现了175.5元。

第二次是一个男学生，同样是说担心受骗，要求看到初稿后再付款。这次我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便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发给我，说“做抵押”。

对客户来说，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或熟人介绍进行合作。而对于中介与写手这种长期的“商业合作伙伴”，在以往的探索与磨合中，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信用体系——“交流群认证机制”。

当天回到家，我掏出口袋里的红包数了数，整1000块。再往后，每周我都会参与多次这样的“采访”，等到年底我专门算了一下，光我自己的红包收入就有3万多，几个大单还另有分红——半年进账超过5万块，这在我们县里面，的确算是高收入了。

中间有一次冯福山回家，借用了吴永宁的手机，看到了吴永宁微信的前几张图就是他在爬高楼。此前冯福山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他吃惊地问：“你爬得高高的，这是在干什么？”吴永宁回答他，那不是真的，是电脑合成的。

国栋来了我们村没多久，就转进了村小学。他比我大2岁，但是来之前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上学，转来后就留了一级，比我高一级。

果然，当其他人都对我竖起大拇指时，同事阿利看不惯了，翻了一下白眼说：“呵呵，做这种事情不怕被抓吗？”

国栋先前跟我说过的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不为别的，就是感觉有些话一说出来味道就变了。可能日常生活不得已才是常态，就像国栋说的“狠心”。面对生活的选择，有时候只有靠着“狠心”才能得来那一点点的自由，但这样的自由，真的安心吗？

等饭吃到一半，就有人忽然不怀好意地举起戴方维的手机：“大家来看看戴老师的女朋友，国庆节戴老师就要结婚喽！”

叔叔收了这位负责人1万块钱，说会帮他去维权，但却一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最后，等当事人终于失了耐心，“认清了现实”，我们就又赚了一笔。

事实上，中国排放着世界最大份额的生猪粪便量，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污染。据测算，2018年中国出栏生猪约7亿头，粪便年产生量超过6亿吨，大约是中国人一年产生粪便量的三倍，且综合利用率不足一半。[1]

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越发疯狂的时候，我反而冷静下来：“这个业余兼职做一做还可以，辞职去做还是算了吧，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

虽然近十年来规模化生猪养殖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但以房前屋后散养为主体的养殖户，其基数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撼动。

在武汉，吴永宁母亲的脚后跟走破了，又因为晕车没法打车，只能就近去找地铁，“我说我要脱鞋走，他不让，他背起我就走”。吴永宁母亲说，儿子就是这么孝顺。女朋友“人也很好”，事发之后还来家看过好几次，又把当时提亲的钱退了回来。大家相见也是哭，哭完之后，吴永宁的母亲让女孩别再来了，说心意领了。

十多年前，我们同在长沙一所学校读书。毕业后，我跌跌撞撞进入媒体行业，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而w君则直接成为了一名“了难人”——假借“记者”之名，帮人“了难”。现在，在正规新闻单位上班的我，每天在为房子和车子的月供奔波，帮人“了难”的他却已在长沙拥有多套房产，以及豪车座驾。

奶奶情绪越来越激动，“这娃儿简直是个白眼狼，大明受了一辈子罪，怎么最后落得个这下场……”

那次，叔叔自己开车，没有叫上老黑。路上，他神神秘秘地说，这次事很大、金额高，不想便宜了外人，“你是我侄子，这事办妥了分你2万块。”

“对于生命权、健康权的侵害，传统意义上一般认为需要进行实体性接触才能造成损害事实……有较多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