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姆斯也察觉到应该离开芝加哥了。来自债权人和受害者家庭的压力与日俱增。

“老鼠”把车停在花鸟市场外边，带着富平和秦大姐走向一个门面邋遢的苍蝇馆子，隔着玻璃窗朝里面指了指。里面那个中年男人绰号叫“木墩儿”，正在吃饭，五短身材，腰圆体胖，脸上挂着一幅憨厚老实的表情。

正比赛着谁的创意够“恶毒”，报考法院的刘姐接了个电话，“内部人士”透露消息：跟她同岗的第一名因为在考试报名环节作弊，被第四名举报，核查属实后取消面试资格。第四名转为第三进入面试，刘姐已经变成了第一名！

“没事，百来块的事。” 我只能尴尬笑了笑，但心里确实有些许不舒服——之前销售不是说会涨价，这咋还降了？

“也不晓得是不是我当时的幻觉，好像真看见作坊玻璃窗外有七八个红点在晃动，像烟头一样。我们迷迷糊糊验完‘新货’——其实也就是在昏暗的灯下看了两眼，就把自己带的钱交给了‘木墩儿’。”富平懊恼地对我说道。

又过了一阵丧家犬似的日子后，倪虹被选去练习“钻桶”节目，在一个直径约30厘米的铁桶里折叠着身体钻进钻出；我则被团长选去当了“蹬技造型”的“尖子”。节目内容是：一名“底座”躺在一个约45度的坡度的特殊道具上，脚上蹬着梯子或板凳，我在上面做倒立、下腰、含花等各种造型。我又再次穿上保险绳，无数次被吊在空中。

“也不晓得是不是我当时的幻觉，好像真看见作坊玻璃窗外有七八个红点在晃动，像烟头一样。我们迷迷糊糊验完‘新货’——其实也就是在昏暗的灯下看了两眼，就把自己带的钱交给了‘木墩儿’。”富平懊恼地对我说道。

封闭培训结束那天，9个人聚餐庆祝“解放”，又一次猜测谁能顺利“翻盘”，“模考”次次第一的李建被认为希望最大，大家纷纷跟他碰杯叮嘱“苟富贵，勿相忘”，然后又来碰我的杯，说是“夫贵妻荣”。

川南这座小城的艺术职工学校，在一座不知名的矮山脚下，山上是广播电视大学，对面是妇幼保健院，旁边是刑警大队，周围还有参差错落的居民房。

望眼欲穿地盼望成绩公布，真到了那天，我却不敢打开网页。手心汗涔涔地握着手机，给几个这次参加公考的同学都打了电话，大家全都是名落孙山。我心里沉甸甸的：真是很难考啊！同时，又如释重负：大家都没考上，我考不上也不算难堪吧？

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木匠和工人。很快工人们便带着成队的马，开始挖掘这块地。他们挖出的大洞让人不禁想起一座巨大的墓穴，泥土里渗出阴沉的寒意。

健身房的销售见我俩在附近晃悠，就凑过来问我们有没有意向办卡：“我们这家场馆有3层，搏击区在7楼，健身区在8楼，还有舞蹈房、单车室在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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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群里便没了消息，不知道员工的欠薪有没有被讨回，也不知道会员的会费有没有被归还。可能大多数人都和我们一样，没有继续追讨下去，权当交了学费。

一周左右，横幅撤下了，我也没看见那个教练回来。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学校散打部的部长们在里面做助教。虽然我不怀疑部长们的专业性，但总感觉这样有些说不过去，毕竟搏击算是健身房的特色，总是没有全职的专业老师指导、授课，似乎违背了销售当初的承诺。和李教练闲谈起来这件事，他说，虽然都是教练，但也只是各司其职，他不太清楚公司的安排。

此前被坑过的阿d问我：“这健身房莫不是要倒闭了，这教练越来越少……”

细想，也不算离奇。小荷并非不学无术之辈，选调生哪个是白给的？她裸考，没打算考上，心态平和，轻装上阵，就算有一半的题目在“蒙”，也是超常发挥了。

那天，我练完倒立，提着体操鞋、顶着晕沉沉的脑袋跑到一楼，看见嘉佑教练在不远处，便拖了一张海绵垫子放在练功场门口，一个人努力转着。当时，嘉佑教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不管这个节目了，也不再教我们新动作，可我没有别的节目，只能怀着一线希望，想教练看我这么勤奋，会不会重新把这个节目再管起来。

转眼到了夏天，日日逼近40度的高温，驱散着旅客的同时，站前路的生意也进入淡季。一天傍晚，天气刚刚凉快一点，富平的桑塔纳“嘎”地一声急停在已经改叫“四季发超市”的店门口，鸣了几声喇叭，“老鼠”摇下车窗，喊了几嗓子“秦大姐——”。

“这么快就练完了呀？今天我休息日，刚想过来找你研究研究我新学的动作咧。”我迎上去问道。

小斌的朋友圈里每天都会晒出“合伙人”领钱的照片——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我只推荐了阿d一个人，拿了提成50元，便无心于此了。

那一年，我22岁了。夏天回家休假，我认识了父亲好友的女儿小梦，当时，她已是一所着名医科大学本硕连读的学生，杂技团团长的儿子也考上了政法大学，我们也因此时常相聚。我这才忽然意识到，但凡是认识的同龄人，几乎是大学生了，即便没考上大学，总也是上过中学的。

那边器材依旧不够用，损坏的依旧坏着，楼下的游泳池跟下饺子一样，人满为患。这实在是对不起那个黄金地段，但却挺对得起年卡价位的，只是可怜那些一开始付了高会费的会员。

这样的训练氛围，在此前的健身房里从没有过。久而久之，我越发喜欢这家充满人情味的健身房了。此前那家的健身卡，几乎就作废了。

那一瞬间，我对自己之前的努力感到无比后悔。再往后，就连1分钟都熬不过了，我大声嚎哭、以各种姿势摔下来，完全放弃了自己。以至于后来一整节晨练课两个小时，全部用来罚倒立了，罚到我感觉不到手的存在，轻轻动一下头就想吐，看到教练那一圈一圈的眼镜片，直叫人恶心。

事后那段时间，小斌空闲了很多，我和他谈起这次风波，他坦言：“那批教练的确不专业，出了那么恶劣的事情，对我们销售影响也很大。”

两年前我入职不久，恰逢国庆节社区文艺汇演。我身兼编剧、导演、演员，区市两级领导受邀观看演出，盛装的我站在台上主持节目，看见下面的领导交头接耳，掌声热烈喝彩不断。演出结束，区委宣传部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借调到宣传部工作，错愕之中未及反应，社区书记抢先回答：“领导，我们社区好不容易来个人才，别给我们抢走了！”

在火车站做生意，总是裹挟着几分急促，尤其是在临近那几趟去往北上广火车的开车时刻。旅客匆匆忙忙地买东西，店主在狭小的店面里匆匆忙忙地应付一拨又一拨的旅客。这时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就会趁着店主忙不过来，悄悄递上假币。

我躺在墨绿色的海绵垫子上认真地把毯子转得溜溜圆，直到一个女生从嘉佑教练身边走过来说：“嘉佑老师喊你不要转了，他不教这个节目了。”我才缓缓停下来。

到了次年春天，长崎豪斯登堡的藤森社长在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陪同下如期来到小城。那天晚上，藤森社长坐上了铸钢厂旧剧场的嘉宾席，我们所有学员的父母也都应邀来到了观众席。

“也不一定都是沙子，反正类似这种有点重量又不会在里面摇晃的东西都可以。它能给手机充电，靠的是1节干电池。而真正的电芯，假充电宝肯定是没有的。”

刚刚“官”位加身，手机qq就弹出《2015年公务员省考报名通知》，我的心立即狂跳起来，卖蛋糕的热情瞬间灰飞烟灭——是金子，就该经得起千淘万漉，焉能一次被筛掉就勇气尽失？

那时我和同寝室的倪虹晚上都用便罐，早晨再一起提着罐子穿过站满刷牙洗脸的人的走廊，去厕所刷洗。两人结伴不会显得那么难为情，我们也就此结下了更为亲密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