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姜涛是赞同妹夫的。姜涛说，妹妹最初相中的那个姑娘是位女研究生，名牌大学毕业，分到姜艳单位上班，老家虽然不是本地的，但据说条件也挺不错。碍于姜艳是自己的领导，姑娘答应跟刘进处一下，但后来得知刘进本人的情况后，坚决分了手。

2015年春节前，在姜涛的要求下，我向上级汇报了刘进的情况，派出所和居委会决定组织刘平、姜艳和姜涛3人针对刘进的事情见面开一次座谈会，但协调再三，座谈会最终还是流产——刘平和姜艳都拒绝参加，理由很直白：这是他们的家事，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更不想为此惊动派出所和居委会。

难的背后，是大学生们在职业选择上的迷茫。在知乎平台，“大学学什么专业最好”的提问已有3000余个回答，1000多万次浏览。多数回答将各专业与其对应的行业前景连接，但结论不一。

他拿出了许多公文，得意地对我说：“在13年、15年、17年、18年，我打的官司，法院都判我赢了。”

“杜儿，怎么了？”22岁的小杜3个月前毕业考到我们科，跟着王芳一起上夜班。

就在发稿前，舒满胜告诉我，这个月他已经离婚了，净身出户，打算下个礼拜开车出门。

饲料厂这样大量收购也就一两个月，满仓后，便通知停止收购。大弟那次赚了1000多元，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所以，当他听说城里的一家酒厂收购红薯干，便赶紧催我给他联系熟人，他想如法炮制。我只好找到酒厂干会计的同学帮忙引荐，人家很快就同意了。

我说：“既然不想一起过了，还管谁抛弃了谁干啥？人活一辈子好多面子要争，干嘛要在这种事上相互不放过？”

还是经过姜涛的反复努力，才终于通过“家庭会议”的方式，把姜艳、刘平拉到了一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姜艳和刘平都希望以高于市场租金的价格租下姜涛那套老房子，但姜涛妻子坚决不同意——她说，这两人是摆明了让丈夫继续照顾刘进，“想得美！”

刘平后来在市里另租了处房子，好歹算是安置了儿子。至于看心理医生、找工作之类的事情，姜涛说他已经不想再管了，也没再问过了：“我就是个当舅舅的，亲爹亲妈都是那个态度，我还能做啥？爱咋地咋地吧。”

刘进几次来找姜涛求救，说自己快被父亲打死了。姜涛无奈，去妹妹家想调和一下父子关系的，但去了之后，才发现妹妹和妹夫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需要“调和”的：“挖苦、讽刺、指桑骂槐甚至人身攻击，他们家全有。都是一家人，有些话，我都想象不出他们怎么能说得出口。”

“催过了，昨天就欠了1000多，他老公说知道了。这不，今天对账，又欠了1000多，更麻烦的是，曾春花没有农村合作医疗，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催了。”刘姐为难地说。

姜涛说“算了算了”，来了两人肯定要打架，自己很清楚妹妹一家的事情，可以代为处理。

饲料厂这样大量收购也就一两个月，满仓后，便通知停止收购。大弟那次赚了1000多元，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所以，当他听说城里的一家酒厂收购红薯干，便赶紧催我给他联系熟人，他想如法炮制。我只好找到酒厂干会计的同学帮忙引荐，人家很快就同意了。

舒满胜似乎听出了我的怀疑，开始转换话题：“如果让一个科学家造一个拖拉机，徒手，你觉得难吗？”

这天，他又运来将近5吨的红薯干，成本在3000元左右，数目不小，酒厂叫他等几天再来拿钱。过了两天，会计让他还回家继续等着，说厂里正在想办法。他无奈回到我这儿，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着头：“家里收购点的店主逼得紧，非要钱不可，我自己的钱全都垫付了。”

弟弟气急败坏地质问我为什么把他的电断了。我毫不知情，就找到饲料厂管后勤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正要跟你说呢，你弟弟偷接厂里的电，要罚款400元，让他快交上来，不然就要报警。”

值得一提的是，和相亲对象刚坐下来，就被一连串问题“查户口”也经常被吐槽。当然，这里户口问题更多的还是字面意义上的户口。

姜涛说，他也这么劝过妹妹，但是没用，因为姜艳和刘平一起生活的大半辈子里，一直都在互相“争气”。

那天，这对母子在派出所一直耗到晚上10点，临走时，姜艳终于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气呼呼地说“这事儿没完”，一定要去“找他爹算账”。签完字后也没理儿子，径直离开了派出所。

晚上住在表哥家，村子离学校有7公里，还要走段山路，早上5点就要起床，跑去学校，出门前也没时间洗脸和梳头。

搬过来后，大弟才发现这块土地没有合适的水源，还需花上两三千在地里打井。另外，种子、菜苗，都是实打实的投入，他完全掏不出钱了。

我责备他：“这样投机取巧，万一被发现了，全部按最少的算，你不亏大了？你还是老老实实赚个差价稳当，不要想歪点子。”

此外，离职、转行的数据里还藏有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跳槽。跳槽多与“被挖”相连。由此带来的可能是包括薪资在内的一系列工作待遇的提升。

还有一些专业，复合两类特点。比如社会工作，就因为对口工作少且可替代性强，长期处于就业“黑榜”的名单上。

同时，在豆瓣“相亲后的吐槽”小组中发帖吐槽的用户性别分布中，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前者是后者的一倍，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更常相亲，以及在择偶上的焦虑情绪。

没多久，弟媳让母亲在出租屋里操持两个小孩上学，自己也去大弟打工的地方了。大半年过去了，他们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

那段时间，弟媳每天一早就到市场去卖豆芽，中途让大弟去市场送一次豆芽，以免卖完了续不上。可是，大多时大弟就是不愿去，弟媳只好收摊自己回家去挑，一来一回，耽误了不少生意。时间长了，两口子三天两头吵架。一置气，弟媳也不出摊卖菜，税收、市场管理费白交了不说，好好的豆芽也白白扔掉。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