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对我说：“现在我们更不应该放弃公考。你想啊，考上了是锦上添花，考不上维持现状也还不错。心里没压力，没准儿就更容易考中呢！”

李建却变戏法一样掏出一枚钻戒，单膝跪地：“嫁给我吧！我想先把你娶回家。若是等你成为大boss了再求婚，人家会嘲笑我是吃软饭的。”

这场低价营销无疑是成功的，每天都有大量的人上门报名。随后，这家健身房还抛出了“合伙人”的噱头——所谓的“合伙人”，并不是常规商业意义上的股东，而是当你买卡之后，给你一个高大上的称号，鼓动你拉人办卡，收取提成。本来就便宜到离谱的年卡，再拉几个人来办，层层压码，分分钟实现“免费健身”。

但这此前一些花了1888块办年卡的会员纷纷来讨要说法，一时间大厅乌烟瘴气。这件事健身房做得不地道，但我也不方便细问，至于最后双方是不欢而散还是和平解决，无从知晓。

犹豫了两天，左右权衡，我听从了李建的建议。舅舅帮我交了3万8的学费，我和李建上了同一个培训班。

放下了分数上的担忧，我的心依然吊在喉咙口，越是临近面试越是紧张。有一回我做了个噩梦：拿着准考证奔来跑去，怎么也找不着我的考场入口。大哭着醒来，居然急出满头大汗，我对惊醒的李健说：“我真的担心会出现什么意外。”

睡觉前，安娜给得克萨斯州的姑妈写信，告诉了她这个绝佳的消息。

艺校舞蹈班学生平均年龄在十七八岁，杂技班的年龄小些，也就十二三岁，其中最小的就是我。

我如实回答780。他笑了笑说：“嘿嘿嘿，你办亏了吧，我才600多。”

小荷的沮丧绝不是装出来的，她说她50%的题都是蒙的，但愿从头到脚的耐克保佑她“蒙得全对”。而我也不掩饰骄傲——70%的题目我都很有把握，说不定能像此前的学校选拔考试一样独占鳌头呢！

头名退了下来，在一段时间内常居第二的物理学类自然就顶上，成了榜首。

4月，我和小荷结伴去省城参加笔试。走出考场，她瘫坐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说：“糊了，胡字带米。”我得意地笑：“胡（

又过了几个月，杂技班举行了一次汇报排练，我们完成了好几个造型漂亮的动作，我可以用肩膀倒立在另一个女生的脚底板上，双脚还转着毯子。如果辅以舞蹈编排，每个动作的难度再适当提升，就可以上台演出了。

相比之下，新闻传播类、经济学和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的薪酬就比较低了。尤其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5年的薪酬和毕业1年的薪酬之比远低于其他热门专业，成长性比较弱。

静了一会儿，我又翻了一遍面试名单，发现小荷的名字赫然入目——虽然是倒数，可是她考上了。她唯一能算作“练习”的两张卷，就是学校组织的那两场考试。而我，练习卷子恐怕比大学4年做过的所有习题都多。

“他们公示里写着放7天！”阿华气到加重了语气，夹杂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这地方看起来很可怕。”汉弗莱说，“一扇窗子都没有，只有一扇厚重的门。走进这个地方之后，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觉得这儿有点问题，但是霍姆斯先生并没有给我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对市场及大型企业的监管越发严苛和细致，很多大型企业在公关部门之外另设专门处理政府关系（gr）的部门，这也为国际政治专业学生提供了就业机会。

那天，我练完倒立，提着体操鞋、顶着晕沉沉的脑袋跑到一楼，看见嘉佑教练在不远处，便拖了一张海绵垫子放在练功场门口，一个人努力转着。当时，嘉佑教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不管这个节目了，也不再教我们新动作，可我没有别的节目，只能怀着一线希望，想教练看我这么勤奋，会不会重新把这个节目再管起来。

4月中旬，我跟自己赌气，跑到一个蛋糕店去应聘店员，月薪2300元，不给交任何保险。我每天和同事一起跳早操，假装很快乐，可心里天天祈祷：认识我的老师和同学不要来买蛋糕。

相对而言，文科热门专业常客的薪酬差距比较明显，国际政治、德语、法语无论是应届生起薪还是成长性看起来都比其余3个热门专业更好。同是热门专业，薪酬之间却存在难以忽视的差异。

接下来是游览世博会。霍姆斯支付了每人五十美分的门票钱。面对世博会的十字转门，即使是霍姆斯也不得不掏钱。

励志的话好出口，心里的弯却一时拐不过来。我心灰意懒，蛋糕店也管得不用心。因为屡屡请假应考，老板强忍着一直迁就我，见我们店里营业额下降，就开始在巡查时摆臭脸。同事们也嘲笑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气之下，我辞职了。

李建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果真是无压力才能超常发挥啊！亲爱的你信不信？面试时你进去给评委翻个跟头，都能考上！”

1999年10月，杂技团与临市艺术学校联合参加50周年国庆演出，在蔡国庆和王霞唱歌的方阵里表演集体车技和舞蹈。秋天的北京已是寒风刺骨，我和倪虹藏在花车里候场，紧紧挨着取暖。演出结束后在北京逗留的两天里，我俩不顾领导反对，偷跑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留下了很多照片。倪虹还兴奋地对我说，我照相的技术真好，把她拍得很美，让她想起了自己原来一直怀揣着一个明星梦。

这让我比小荷多了些自信，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一举中第。无课的大四诱惑多多，毕业季很难“独善其身”，我果断回家，报了一个公考培训班。

4月中旬，我跟自己赌气，跑到一个蛋糕店去应聘店员，月薪2300元，不给交任何保险。我每天和同事一起跳早操，假装很快乐，可心里天天祈祷：认识我的老师和同学不要来买蛋糕。

睡觉前，安娜给得克萨斯州的姑妈写信，告诉了她这个绝佳的消息。

6月初，新办卡的朋友私下问我：“兄弟，你上次办卡多少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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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整年和2018年上半年，3次公考，任李建如何游说，我坚持不与“命”争，丝毫不动报考之念，反而在工作之余，到处考察经商项目：今天想开面条馆，明天想开烤肉店儿，后天想去卖馄饨。

1991年底，正值这个南方小城最潮湿阴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单薄的秋衣练功，手指上的冻疮磨破了，黄水涌出来，又痒又痛。这时，从上海传来一个令所有人振奋的消息——次年开春，日本长崎“豪斯登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