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知道就好，下次季度谈话再找不到人，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

“你作为教师，应该有教师的威严。你的学生都没有专心听你讲课，之前妈妈询问你相关情况，你一直不反馈，直到今天妈妈才知道你上课的真实状况。学生不听课的情况，可以点名批评，或者通知家长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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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吴老四想安排蒋贵竞选村主任，走仕途，但后来无奈放弃了。至于其中缘由，有一次吴老四酩酊大醉后，对众人抱怨说：“蒋贵真是成不了事啊。”他说蒋贵，陪人应酬喝个二两酒，脸就红得不像样子；向领导汇报工作，说个谎话、吹个小牛，他也脸红；最可恨的是，到了ktv，人家小姐坐在他大腿上，他不但脸红，还跑了出去，反倒像他受到了侮辱。

企业家的目标是赚取更多利润，所以也无法责怪想要以最小投资创造最大利益的社长。但是只看眼前的投资回报率，真的公平吗？如此不公的社会最终还会剩下什么呢？在职场上幸存的这些人真的幸福吗？

然而，跟以往一样，秦可妈妈完全无视秦可的计划，邀请了在s市的一众亲戚，就在秦可和猫猫领证当天定下了晚宴。领证当天本来计划好了二人世界的小两口，就不得不回家应付宴席上的亲戚们。

“和你同案的袁谷立打算上学，你有没有类似想法？”本着上级对未成年案犯要求的“管理与教育并举”的原则，我还是多问了一句。

团体一开始只有3名成员，到后来增加到7人，其间陆续有朋友拉自己的朋友进来，有人退出也有人加入。团员之间会彼此分享就业信息，也一同撰写自我介绍和简历；他们报名参加企业的实习，金智英甚至还和尹慧珍组成一队，挑战了各种企业竞赛，还在地方政府创意竞赛及大学生创新创意竞赛上得过几次奖。

一同来派出所的另外两名酒店员工说，其实酒店根本不存在“实习押金”一说，一直都是那位主管自己收的，大家都交过，但转正之后也都退了，这次也是故意找茬儿难为袁谷立。

第二位面试者则用强烈的口吻回答，说这明显是职场性骚扰，会当场叫该名主管注意自己的行为，要是继续不听告诫，就会走法律途径。金智英看见提问的面试官当场眉头一皱。最后一位面试者说出了乍听之下最为标准的答案：

小霍妈妈是学校领导，对“优秀”有着异常的执念，从小到大，一直用高压的方式逼迫小霍学习，奥数、琵琶、民族舞，样样不能落人之后。对小霍的日常生活更是“严防死守”。

然而，男友等待金智英的时间也越来越久，等她下班，等她放假，等她过周末。还只是个小职员的金智英自然只能配合公司，男友则必须不断地等待金智英的信息、来电和约会回复。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爸才终于下定了决心，一手握拳用力捶在扶手上：“就这么着吧，试一把！”

有一天下午放学，邻班几个和蒋贵同村的学生在门口等他，其中有个等得不耐烦，遂大声喊了一句“肉肉蒋，别磨蹭”，蒋贵听了，恨恨地将套袖扯下来，摔在地上。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左右脸上就各出现了一条新鲜的“五爪金龙”。班主任见了问怎么搞的，蒋贵默默不语。和他同村的同学愤愤地站起来，说：“那肯定是被他爸打的！嫌他没有把套袖带回家。他爸管他可死呢！他一不听话，他爸就扇他耳光！”

妈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嘴里想发出声音，却又呜呜噜噜说不清楚。

我想去初中找这位老师理论，却被母亲拦住了：“阿伟受老师嫌弃，归根到底还是家境特殊。你也别再给阿伟添麻烦了。”

从实习听课变成了正式上课，秦可格外忙碌。听课学习、写听课笔记、熟悉学生，应付每天都有的备课任务，上课、改作业、为学生找拓展材料、守自习……此外，领导的信任还给秦可带来了额外的事务：一些学校的活动稿、总结材料，也需要他撰写或者修改。

初一时，蒋贵是我的同桌，我们坐在班里最后一排。他面庞微黑，略有些驼背，性格温和淳朴。有时偶然在上学路上碰见，他必定会微微笑着、远远就扬起手。据他讲，他家住在郊区的一个村里，父母务农，对他管教甚严，还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

在塘头村狭窄街巷里，陈鑫开了一间茶叶店，兼卖烟酒，与茶叶店相邻的，有杂粮铺、菜店和肉鱼档。一条几十米的街巷，各类商铺构成一个了小小的城市生态。

直到今年端午前夕，阿伟才重新去舅舅那里打工。舅舅帮他物色了一些女孩子相亲，阿伟总是拒绝，得空的时候就自己闷在出租屋里做饭，“等有钱了，就开个面馆吧”，谁问他他都这么说。

虽然听到这样的提议，我也不太容易一下接受，但这样的安排，家在外地的我也可以在生活上有腾挪的空间——毕竟人到中年，要勉力支撑的东西很多。便说：“我离得远，能帮上的不多。这几天我多陪陪咱妈，白班连夜班也没问题，你们歇一歇。大姐的想法我也同意，你们3个人都要上班，靠爸一个人照顾妈根本吃不消……”

我也开始学会了体谅我妈。她希望我陪她去的那些聚会，我都会尽量去，按她希望的那样，给她的朋友敬酒、说漂亮话，给她挣面子。也开始认真学习，考出漂亮的成绩。

然而，没过几日。秦可正上着课，突然发现学生们的目光都往教室门口瞟，他一眼望去，头就大了——教室门口，爷爷奶奶和他爸妈全在，就像班主任偷偷监视学生自习一样，看着秦可讲课。

陈阳是世纪村的房东，她庆幸的是，“现在拆的是沙河那边，不是我们世纪村后面那条街”。

离开之后，秦可就再也没转发过相关内容了，只是当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s市聚一聚，他就回复说：“不想回去了。”

“我们学校也很好笑，原本还说她太聪明会给人压力，现在人家不靠任何学校帮助，自己苦读考过了司法特考，再来沾人家的光，说什么以她为荣。”

此前我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只能建议老袁先去三中咨询一下，老袁说他早就去问过了，学校说当年的事情太过恶劣，现在也不同意接收。

我看着他有些来气，说，你先解释一下之前那笔“实习押金”的事。酒店主管也很硬气，说是酒店的规定。我让他把规定拿出来，他拿不出来，直言说自己是老板的亲戚，可以让老板“马上制定制度”。

“下发了相关日程了吗？多与同行交流彼此学校信息。认真学习，主动发言。”

装修学徒的生活非常艰苦，薪水微薄，同时段很多成绩不好的农村子弟，都会在初中毕业后选择去珠三角等地方务工，在工厂当流水线工人，每个月可以拿到3000元工资，是阿伟的2倍——而在10年前的农村，对于阿伟这样的家庭，每月3000的工资就是一笔巨款。

金智英的周围也有许多女性朋友是从孩子上学以后重回工作岗位的，有些转行做自由职业，有些则当家教、补习班讲师，或者创业开设k书中心，不然就是跳入补习市场。更多人选择以打工为生，诸如当超市收银员、服务人员、饮水机管理员、电话客服等。

一进病房，小妹就跟我们报喜：“哎呀，昨晚根本没睡成觉。咱妈一连给我送上3个‘大礼包’，要不是临床大哥帮忙，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是北大社会学系第一届即83级的学生，也可以说是我开始做老师时印象最深的学生。那时的李国庆，聪明、正直，敢作敢当，在学生中明显是出类拔萃的。他毕业后，我们虽然不是经常见面的那种朋友，但作为只给他们班上过一门课的科任老师来说，我们接触是比较多的。最近几年，因为我不愿意出去吃饭，可能有两年多没见面，但因为在一个小群里，也算经常照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