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看不上他了，没钱，没工作，满口大话。直到30多岁，他还是个需要时常靠大哥大姐资助、一事无成的光棍。”

“我？”老康语气和表情都很平静，“2004年韦丽送来的时候，我就是接诊她的医生。”

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周末，江菲都被独自锁在家中，这一切除了她和她哥，没人知道。

我送他回家的路上，他跟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自己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进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却一步也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他想去殡仪馆看看，“想看看那些专业的人是怎么做事的，我只会像缝衣服一样缝那些残缺的尸体，没技术的”。

本来第一次见面时李老师说我们是“利益共同体”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些不舒服，感觉这句话太过功利。这次听到要去她家吃饭，我心里舒畅了很多，觉得这是我们师生联络感情的好机会，所以点头答应下来。

“是什么都不合理！我们购房手续齐全，也都备案了，真金白银花了几十万，没有享受任何购房福利，怎么就值8000块了呢？”说着说着小美就呜呜哭了起来，“怎么就没地儿说理了呢，我要去上访！”

“不想……”陈文静声音很小，好像怕吵醒谁似的，“我想回家……”

2015年冬天，陈文静从“表叔”手中拿到这台小巧的伪基站，孤身一人坐火车来到这座边疆小城，亲戚告诉她，这里“人傻，钱多，好骗”，而且当地公安办案手段落后，肯定查不出这台“高科技伪基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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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了，知道吗？”公公把药板抽了出来，语气有些不耐烦，“你最好听话，吃药，病好了再说后面的事。”

黎南松的妻子嘴上还是那样不饶人：“那个死人头在里面有吃的没？等他死了我看谁来背他，爱管闲事，管死管活的，就没管家里。他是越来越出息了，到底要关到啥时候？”

而当技术警察恢复了孙红卫的这4台伪基站设备所携带笔记本电脑中短信发送条数后，发现总数居然达到了惊人的千万条。也就是说，在这座人口不到300万的小城中，几乎所有手机用户都被动地接收了至少3条以上由孙红卫个人发送的推销短信。

我拿到的一大堆机票、住宿发票以及餐饮票据，确实都是这次研讨会的票据，但李老师从电脑里导出的专家费用表中，有2位专家并没有参与讲座，需要报账的报销单中，很多数字也不对——比如场地费，多出了3个场地，用车次数也多出很多，没有实际票据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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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迫跟他共同保守了一个不耻的秘密。”她这样想着，失眠更严重了。

一个星期后，5000元的教改课题经费就打到了李老师的公务卡上，一切顺风顺水得让我不敢相信。

晦气，懦弱，无能。这么多年了，黎南松都是乡里人最常拿来说道的反面教材：传言他把老娘扔在外面几十年，蹲山洞、住庵堂、吃红薯，连过年都不接回来；他离过婚，没有小孩，又娶了一个还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悍妇，更是不孝。除此以外，还懒惰，好些年前，他还在工地上做点零工，自从有次摔断了尾骨，干脆只窝在家里做点零碎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碰到谁家办丧事，才能偶尔改善一顿伙食。

“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她送来的时候还在大喊大叫，肉眼可见的行为异常，当‘疑似精神障碍’处理就好了。”说到这里，老康似乎有点懊悔，“我干嘛要去较真。”

看着头发花白的二老，我突然很茫然，年轻时的一对怨偶，虽然经常吵闹，但还是相互扶持了这么多年，到老了竟然要为一套房子离婚：“你俩先别想着离婚，明天我去你们单位问问，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两天后，李老师突然打电话过来，让我到她家里去一下。我进门时，看见张院长也在。李老师显得很轻松：“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这个师弟，当时进来时我就不喜欢，心眼太坏。这次估计是出于误解，向学校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学校决定要核查一下报账的事。”

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美，我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老姚递过来一个眼神，我赶紧逃也似的跟着老姚出去抽烟了。

侦查员哭笑不得，只能给老大爷做了个笔录，说如果租户回来，一定第一时间联系警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也没有扣押这台设备，只是伪装成了电路故障。

在听说“房改”政策之后，威哥曾耀武扬威地上门来找萍嫂子谈判，开出的条件是离婚以后家里的存款全归萍嫂子，房子一人一套，再额外补偿她20万块钱。虽然威哥这个时候来谈判不免有些落井下石，但以现在的情况，却是对萍嫂子最为有利的选择。如果萍嫂子自主购买下这套房子的产权之后再出售，净挣的很可能还达不到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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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问答下来，韦丽将多年累积在心里的愁苦全倾倒了出来，眼泪婆娑。老苏头爱怜地温声哄她：“姑娘别哭，以后有什么事，来找你苏爷爷说。”

见老苏头面露不悦，小承和他爸爸分别向韦丽敬酒，很客套地感谢她对老苏头的照顾。随后，小承的妈妈举起杯子，眼睛里没有温度，动作却很热情，说：“韦护士，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老爷子。我跟曾院长有些旧情，改天去跟他聊聊你。”

等她签了字，我随手抓起一把瓜子出了门，蹲在一棵梧桐树下嗑着瓜子。我想等其他人起床后，再到案发现场了解一下情况，录取一下证人证言。

“我被迫跟他共同保守了一个不耻的秘密。”她这样想着，失眠更严重了。

在那几个月里，江菲想过很多办法逃离这个噩梦。她想求父亲江志明把窗户锁给修好，但父亲忙着店里的生意，并没搭理这种小事，他觉得，家附近很少有生人出现，邻居也都知根知底，平时敞着门睡觉都行，窗锁坏了这事根本不值一提；她又去求母亲杨菊别反锁自己，母亲说不行，家里没大人在，你哥会跑出去闯祸的——是了，母亲还根本不知道周末被反锁在家的，其实从来只有江菲一个人；她又拼命攒下早饭钱，给哥哥江诚买烟讨好他，想让他留在家里别走；甚至尝试过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把自己锁在卧室。

听到“背尸佬”，我立马想起来了。他常年穿一件灰色中山装，喜欢在解放鞋里面塞稻草，走路很轻，听不到脚步声，肩膀也不协调地左右摆，像个“跳大神”的。他眼睛很小，大家都说他“开了天眼”，有一副眼镜，收尸时才戴，有点滑稽；他还在家里订了各种报刊杂志，神龛上摆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常被老婆欺负，有凳子不坐，就爱蹲地上。

“大不了我把钱还给你！”韦丽十分着急，“我都好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大姐也是在群里看到的，当时隐隐觉得是她表妹，赶忙去了学校才知道表妹竟然割了腕，人已被送到医院了，“保安室老头儿说，要不是他感觉不对劲，联系警察去撬了门，很可能人就不在了。”

韦丽10岁丧父，后母亲带着她和妹妹南迁至此。15岁时，母亲骑运货的三轮车时被一辆小车撞倒，一腿落疾，无法再工作，此后只能在菜市场外摆摊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