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嗯，你放心，没有别人，就上次我们3个。嗯……要停工？搬地方？哦，哦……好，我们明天就动身，晚上到了打你电话……”富平和“老鼠”恨不得把耳朵贴到电话听筒上，秦大姐刚挂电话，他们就急忙小声问什么情况。

参加过6次面试的“千年老二”林哥给我们讲起了往年见闻：某年一个笔试倒数第一的考生“贼他妈幸运”，“面试那天，同岗第一名因为极度紧张刚进考场就晕倒了，第二名也紧张兮兮，居然在自我介绍环节直接报出姓名，违规了，不得分（

回到办公室，同事都围着看我的伤，“你就这样一跳一跳地跳回来的？”李丽问我。

而我最盼望的，是形体课上的扶把练习，手扶把杆，练习芭蕾里的几个基本站姿，每一个站姿都要站到腿部僵硬、直至逐渐失去知觉，但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与倒立和前软翻比起来，简直就是在休假。选一个窗口的位置，在伴奏老师的手风琴声里，望着几公里外的东安井盐场不断升腾的白烟，我时常会想，是不是那里也有一个艺校，更大、人更多，每天都有烧不完的开水，白烟才如此绵延不绝。

我正准备往外奔，小王叫住我，“应该是去食堂了，刚才第三节课，我在你们班上课，下课我找课代表有事情，就听你们班刺头喊了一句，‘兄弟们，老子现在就带你们去把学校食堂掀翻’什么的，然后就带着几个学生跑出去了，因为是下课我也不好拦，你现在去食堂看看，说不定他们真在。”

梦想成真啊，大家纷纷祝贺她离成功又近了一步。我替她高兴的同时又有点嫉妒——怎么就没人帮我“铲除”前面的对手？

蜜月旅行归来不久，李建又动员我报名参加国考，我开玩笑：“怎么，你这是没信心帮我融资做大生意了？”

1988年底，综合楼3楼的两个天台也被改建成了练功场，杂技班和舞蹈班各占一边，早功都在三楼练功场，从早晨6点练到8点，中间不休息。

1995年，我从艺校毕业后留在了杂技团上班，父亲建议我自考大专。父亲已经规划好了，让我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因为我小学都没念完，在艺校所学的五六年级的课程基本也是混过来的，数学不好补，汉语学起来相对轻松，且没有入学考试。

“刺头？居然是这小子？他真变好了啊！是哦，坏事上还真好久没听到他的大名了，不过他变化这么大，我还是不大相信，他可是……”小王话还没说完，李丽就抢白了他，“怎么不可能，有一次依依中饭没吃，他还给依依买饭呢。小王，这次我们还真是错了！”

我请了10天假参加全封闭培训。上课、吃饭、睡觉全在市中心一家三星级宾馆里，号称军事化管理，不许请假。理论加实战轮番轰炸，天天演练到凌晨2点，早晨8点又要准时坐在课堂里。

可我忘了为自己祈求——看到最终公示那天，我哭了，是喜极而泣，也是悲极而泣。我笔试分数超出李建整整13分，与所有考生相比也算得上佼佼者，但竟然无缘面试。为了增加成功机率，我选择的依然是报名人数相对较少的职位，哪想到遇上的竟然都是顶尖对手。

我妈欣喜若狂：“这工作多体面！虽说没有编制，但同工同酬待遇不差，你以后就别再考公务员了！”

这种“专供”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矿泉水瓶又软又薄，每瓶水都必须灌到瓶口，才不会顾客一拿到手上就立刻变形。所以经常能在火车站附近看到这种现象：旅客刚拧开瓶盖，瓶中的水就随着瓶身的瞬间软塌四溢而出。

王安平的妻子刘欣，时年28岁，在市里一家商场工作，与王安平结婚4年。几个月前，她向王安平提出离婚。

1992年初夏，我作为“四川省x城少男少女杂技团”的一员，踏上了出发的列车，先到成都、再到上海、再飞日本。

“木墩儿”立刻板起脸，嘟囔一句：“你们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什么小武。”脚步不停，推开门就要往外走。

气头上的我，到厨房拿起菜刀就往前冲，想和那个女人拼命。这时，妈妈一把抓住我，把我往后推，自己走到那个女人跟前：“孩子考上大学了，他爸回来看看。等孩子上大学，他自然会回去。”

后面小半年，小武陆陆续续给他们提供了几次“新货”，但数额让秦大姐和富平大为失望。刚开始还有五六十张百元面额的，后面两次就少得多了，只有30张。小武的说法是：“老板刚试出新货，不可能大规模冲到市场上，要不然容易翻船。你们别急，细水长流。”

霍姆斯将他谋害的女孩尸体交给查普尔，查普尔接骨工作完成后，霍姆斯会以大价钱将完整的骨架再卖给医学院。不过他并非经常使用查普尔的服务。他会用自己的烧窑或者在坑里填满生石灰来处理剩余的材料。他不敢将查普尔处理好的骨骼保留太久。在早期他就已经定下规矩，绝不保留战利品。

一开始，门好像是偶然被关上的。室内突然一片漆黑。安娜敲打着门呼唤霍姆斯。她侧耳倾听了一阵，然后又开始敲打起来。她并不害怕，只是觉得有点窘迫。她不喜欢这种黑暗，这比她至今为止经历的一切黑暗都更加彻底——当然，比她在得克萨斯州经历的任何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更黑暗。她用指节敲击着门，然后再一次倾听。

父亲还要说下去，我做了一个捂嘴的动作——我曾经无数次想问父亲，是什么原因让他能离开那个女人、回归家庭。然而，真当着他的面，我却始终问不出口。潜意识里，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资格这样问父亲，这世上，哪有父亲向儿子认错的道理？我的脑海里只是浮现出那段时间里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的种种，我自己心里有委屈，但更替妈妈委屈。

被打的人是王安平的岳父，我问蹲在地上的王安平怎么回事，他沉默不语，好像还在气头上。我拍了拍他肩膀，说在这儿不愿说算了，反正也要去派出所，回去说吧。

急急忙忙赶上火车，把行李朝卧铺床位上一丢，我和赵哥靠在车窗旁开了罐啤酒。

几分钟后，三个人一起进来了，刺头居然在抹眼泪，他一个大男生竟然哭了。

在我所任教的职业学校里，每年总有十几个学生，没到毕业就离开了学校。

李丽又在我耳朵边唠叨着：“我就说吧，刺头不能留……还不是老样子。”

那天，我练完倒立，提着体操鞋、顶着晕沉沉的脑袋跑到一楼，看见嘉佑教练在不远处，便拖了一张海绵垫子放在练功场门口，一个人努力转着。当时，嘉佑教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不管这个节目了，也不再教我们新动作，可我没有别的节目，只能怀着一线希望，想教练看我这么勤奋，会不会重新把这个节目再管起来。

当然，冬湄是不能松脚的——即便腿软了蜷在胸前，铁圈也总还在脚板上，否则两百多斤重的铁圈如果悬了空，不仅我抓不住，站在耳幕里拉保险绳的人也拉不住，那是要出人命的。

1886年8月的一个早晨，热气正像小孩发烧一般从街面上冒起，一个自称h.h.霍姆斯的男人走入了芝加哥的某座火车站。

我摇摇头：“小城火车站就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一样。富平在自家的黑旅馆被取缔后，专心经营招待所，装修一番后升级成宾馆。谁也没再提起过‘老鼠’。只是这件事过去两年后，秦大姐拿着一份《xx法制报》慌慌张张地跑去找过富平。”

刘良可听了却有些不屑一顾，说“新女婿”很有钱，单是武汉的房子就有3套，还开了连锁美容院，“王安平那点钱算什么？”同事也有点生气，说：“你既然看不上就赶紧还给他算了！”刘良可却又打着哈哈说：“想要钱的话就去让那个美容店老板给。”

女性们觉得这个旅馆相当沉闷，特别是在晚上，不过一位英俊并显然十分富有的老板有助于消除一些荒凉感。霍姆斯温暖而富有魅力，并且十分健谈，会带着一种亲切感触摸她们，这种行为在老家也许会被视为一种冒犯，不过在芝加哥这个新世界里似乎无伤大雅——仅仅是这些女性开启的探险之旅的另一个方面罢了。如果探险之旅没有让你感到一丝危险，那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