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男生在旁边起哄，娘娘腔李俊山捏着兰花指笑他：“别假正经了维哥，人家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嗦？”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了，心里有些生气：自己父亲得了病，当孩子的不给治，这是个什么道理。

赞同也好、不满也罢，只要有争议就有了流量，加上公关推送和买粉，“上官娜娜”很快就有了大批量的粉丝，还会定期发布“粉丝见面会”视频。粉丝们举着海报和荧光棒在公司选定的场地等待偶像，横幅上写着“我们永远热爱娜娜女神”。而她则会在欢呼声中不疾不徐地走到近前，向粉丝们优雅地挥手致意，如同在走戛纳的红毯。

等饭吃到一半，就有人忽然不怀好意地举起戴方维的手机：“大家来看看戴老师的女朋友，国庆节戴老师就要结婚喽！”

时年25岁的他，曾是我们县“xx在线”网站的创始人，后因刊登的负面消息太多，被宣传部门取缔了。随后，就加入了叔叔的维权队伍。

黄毛爹也是个老实人，拿上50块钱就给大明叔送去了，大明叔和俊花婶子这才知道，是国栋带人把家偷了。

厂里干了没半年，国栋就又辞职了——说工资太低，养活自己还行，结婚养孩子肯定不行，但凡生活再往前走一步，就顾不过来了。

这份判决有12000多字，详细地阐述了原因——被告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对网络活动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在特定情况下，对吴永宁所上传的危险动作视频应具有一定的发现排查能力，对这些视频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也应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因此，承担次要且轻微的责任。

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打着“中国”旗号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中，诸如“中国法制维权网”“世界维权在线”“中国监督新闻网”“中国法律审查网”之类的假网站比比皆是。那时候，也正是假记者的黄金时代，一大批职业维权者借着互联网的便利，犹如过江之鲫般开始了网络维权生涯。

一天，我正在跟进一个超市标签出错要求索赔的委托，叔叔非要我当即停下手中的活，跟他去办另一件“大事”。

第二天一早，大明叔就带着刘俊花去各家“认门”，第三天又带着国栋去各家“认门”，奶奶还有些纳闷儿，问他昨天不是来过了，还来干啥。大明叔就指着国栋说：“这以后就是咱自家娃，有啥事儿还得婶子你多费心，来，国栋，给奶奶磕头。”

不断上涨的猪肉价格让中国人很受伤，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让你吃不起猪肉的“作案团伙”里，有个重要的原因是猪的便便。

“人同事就说呀，他生活在市区，爸爸是公务员，妈妈是老师——你找的人可能跟我说的不是一个人，电话不方便给你的。”

原来，那个骗子竟然是两头骗，在我这里用这个学生的个人信息骗了我的稿件，那边又用我的初稿骗了这个学生的稿费。

这些人在吴永宁这么长时间的拍摄经历中充当着什么角色，没有人深入调查过。吴永宁坠亡后，这些人都没再露过面。

一开始，我去摆地摊，可摆了一个星期才赚了200元；我又尝试写文章给自媒体投稿，结果每一篇都石沉大海；之后我听说网络小说对文笔要求不高，便在网站上写了几万字的小说，可申请签约时，却由于“不够精彩”被编辑拒绝。

他却一脸不屑：“你现在每个月拿几千块钱就很光彩吗？能赚钱才光彩。”

十多年前，我们同在长沙一所学校读书。毕业后，我跌跌撞撞进入媒体行业，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而w君则直接成为了一名“了难人”——假借“记者”之名，帮人“了难”。现在，在正规新闻单位上班的我，每天在为房子和车子的月供奔波，帮人“了难”的他却已在长沙拥有多套房产，以及豪车座驾。

奶奶说，俊花婶子平时啥也不懂，字也不认识几个，但这些日子，从大明叔住院的手续、到买药、到联系北京的医院、挂号找医生，全是她一个人弄的。在本家的帮助下，宅基地没几天就联系好了买家，可让大明叔去北京的时候，大明叔却坚决不同意。

我先是故作神秘地摇头，等他们三番五次探听后，我才压低声音，跟他们说起当论文写手的事。

最后，我和叔叔被治安拘留了5天，而我们手上的假“记者证”还差点让我们多待了些日子。还是没有参与打架的老黑看出情况不妙，偷偷求助了一位真正的媒体朋友，经过这位朋友协调，警察才没有继续追究我们冒充记者的事。

“你咋说这了……”我想开口劝，但国栋也没理我，“你说这个世上什么东西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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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排放着世界最大份额的生猪粪便量，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污染。据测算，2018年中国出栏生猪约7亿头，粪便年产生量超过6亿吨，大约是中国人一年产生粪便量的三倍，且综合利用率不足一半。[1]

国栋初三那年，在班里用打火机把书点了，被老师赶回家之后怎么都不肯再去了，说要出去打工。大明叔执拗不过。可国栋还没有初中毕业证，大明叔就又去找校长，反反复复好几趟，一直说“娃儿没有个初中毕业证，以后不好混”，提着枣子、酒一趟趟往校长家送，这才让国栋拿到了毕业证。

那段日子，俊花婶子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几乎天天包饺子。大明叔的胃口却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努力半天才能吃进一个饺子，但俊花婶子还是顿顿包新的。国栋偶尔回家，也给大明叔带些营养品。俊花婶子对国栋一直没什么好脸，但大明叔见到国栋还是很高兴，拉着国栋拿出手机跟洋洋视频。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国栋的眼眶有些发红，“我不是不给他治，我问过医生了，他这种情况治愈率很低了，治疗费用再加上后期的开销大概在20万左右。我要是有100万，说什么也要给他治，但是我现在只有十几万，我就是全给他用，也不够呀！再说我还有洋洋，他是我后爹，但洋洋是我亲儿子呀，我不能冒这个险……”

尽管需求十分巨大且利润可观，但论文代写终究是灰色产业，说不定哪天国家就会出台政策全面封杀，所以中介们始终保持危机感，并为自己规划了未来，一般有3条出路：

在吴永宁接触攀爬高楼不到一年时间里，他的微信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从事极限运动的好友；他每次进行高空攀爬，也从不系安全带、不戴头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三是赚最多的钱，然后金盆洗手。一些中介趁现在论文代写还能赚钱，拼命扩大业务，等到哪一天行业没落的时候，他们早已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搞点小买卖，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