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崩溃到嚎啕大哭。我妈心疼地说：“咱不考了。卖蛋糕也能养活自己，卖好了咱开自己的蛋糕店。可别再遭这份罪了。”

“据说他做假账，大股东后来发现账目对不上。听说之前器材的采购也是他经手，指不定中饱私囊了多少。大股东本来只是让他把钱还上就算了，他还不肯，那人家岂能饶了他？”

赵哥一下来了兴趣，把余电不多的手机关机塞进裤袋，要我再展开讲讲。

“木墩儿”拧紧眉头的脸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富平和“老鼠”也低头大口大口地抽烟。不知过了多久，“木墩儿”把烟蒂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实话跟你们说，老板是我亲哥哥，他搞生产，我负责销售。我不管小武什么价格卖给你们，在我这里面额100的‘新货’每张要卖20。”说完，“木墩儿”拉开床垫，取出一个塑料袋，从中掏出一叠百元钞票递给富平。

1999年10月，杂技团与临市艺术学校联合参加50周年国庆演出，在蔡国庆和王霞唱歌的方阵里表演集体车技和舞蹈。秋天的北京已是寒风刺骨，我和倪虹藏在花车里候场，紧紧挨着取暖。演出结束后在北京逗留的两天里，我俩不顾领导反对，偷跑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留下了很多照片。倪虹还兴奋地对我说，我照相的技术真好，把她拍得很美，让她想起了自己原来一直怀揣着一个明星梦。

又过了几个月，杂技班举行了一次汇报排练，我们完成了好几个造型漂亮的动作，我可以用肩膀倒立在另一个女生的脚底板上，双脚还转着毯子。如果辅以舞蹈编排，每个动作的难度再适当提升，就可以上台演出了。

次年春天，倪虹去了西藏演出，我则分到川内巡回演出队，跟随马戏棚演出。

遗憾的是，为了与巴黎1889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一较高下的芝加哥费里斯摩天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但7月4日会有一场烟花表演。大家都十分期待，认为这是芝加哥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场烟花表演。

霍姆斯的现任妻子米妮·威廉姆斯一直都在旁边，这让情况变得越来越尴尬。每当有水灵灵的新客上门时，她的嫉妒心就开始显露，也越来越黏人。她的嫉妒并未让他感到特别心烦，仅仅是给他造成了一些不便。米妮现在就是一份资产，是被存入仓库的一份收获，等需要时再拿出来使用就可以，就像被储藏起来的猎物一般。

“没事儿，你这才参加一次考试。”她赶紧坐下来单手搂住我，“我们同学、朋友家，凡是考上公务员的孩子，没有一次就中的。有的都考了五六次才考进去。”

即便如此，过了一个月，大家就发现秦大姐又开始玩起“假钞”换“真钞”的骗局了。

静了一会儿，我又翻了一遍面试名单，发现小荷的名字赫然入目——虽然是倒数，可是她考上了。她唯一能算作“练习”的两张卷，就是学校组织的那两场考试。而我，练习卷子恐怕比大学4年做过的所有习题都多。

教练要求我和倪虹每次必须在大镜子面前倒立10分钟，大镜子很滑，完全借不上力，不比练习形体的扶把——如果是在扶把跟前，把裤子卷起来，大腿后侧皮肤会接触到扶把，等出点汗，皮肤就和扶把粘在一起，可以省很多力。

旅客一看，纸币确实是少了一角，一般忙于赶车，也不会多想，就匆匆又拿出一张钞票来付账。

暮色缓缓垂向大地，单调的“咔哒”声中，卧铺车厢橘黄色的灯光倏然亮起，我开始跟赵哥慢慢讲起火车站外我家店面的邻居秦大姐他们几人——他们是别人眼中的奸商和打手，后来因为贪心不足遇到了真正的诈骗犯。

我摇摇头：“小城火车站就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一样。富平在自家的黑旅馆被取缔后，专心经营招待所，装修一番后升级成宾馆。谁也没再提起过‘老鼠’。只是这件事过去两年后，秦大姐拿着一份《xx法制报》慌慌张张地跑去找过富平。”

首先，他在自己旅馆的顶层放了一把火。这场火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他以自己的化名h.s.坎贝尔申请了六千美元的保险理赔金。这笔理赔金最后没有拿到，还引来了债权人对他的控告，债权人们联合起来，雇用了一位律师。

站前路靠着火车站的那一排店面，产权都归在铁路下面的一家三产公司，只有富平经营的招待所是个例外。

9月，我和李建又参加了国考，这是我第五次出征，是他的第六次。关于未来爱人 “着装”的卦象，我依旧对他守口如瓶，他却鬼使神差一般，挑挑拣拣，最终选择了铁路公安。

有职业道德的教练，一般是会规避跟会员之间不必要的肢体接触，大多数情况下，有经验的教练凭肉眼便可以看出你的运动轨迹、发力是否正确，肢体接触很可能被会员控告性骚扰，尤其是异性之间。

再过两天，世博会就要正式闭幕了。上万名施工人员同样也从世博会园区离开，回到了没有工作的世界中，而那里已经挤满了失业的工人。一场暴动就像秋天不断加深的凉意一样一触即发。

价格上涨18.2%，影响cpi上涨约0.75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27.0%，影响cpi上涨约0.59个百分点）。

教练要求我和倪虹每次必须在大镜子面前倒立10分钟，大镜子很滑，完全借不上力，不比练习形体的扶把——如果是在扶把跟前，把裤子卷起来，大腿后侧皮肤会接触到扶把，等出点汗，皮肤就和扶把粘在一起，可以省很多力。

我一般没课就去健身，也算是“错峰出行”，可即便如此也还是经常要排队。我每天会在健身房耗上一两个小时，增肌、力量训练为主，有氧训练为辅。当然，这种强度的训练配合私教更好，但囊中羞涩，着实难负担300元一节的私教课。

放榜当晚，在校的室友为我俩庆祝，我跟小荷开玩笑：“这也太不公平了！我学得头昏眼花，你玩到天昏地暗，我居然也没把你甩出多远！”

当然，冬湄是不能松脚的——即便腿软了蜷在胸前，铁圈也总还在脚板上，否则两百多斤重的铁圈如果悬了空，不仅我抓不住，站在耳幕里拉保险绳的人也拉不住，那是要出人命的。

不出一周，两人的“新货”就全用了出去，净赚1500。这还是在小心翼翼地掺杂着真钞使用的情况下。秦大姐算了笔账：“四季发”一个月的进货流水大概在5万上下，春运更是要翻两倍，如果全用小武的“新货”，每月赚3万易如反掌。而富平，他的招待所和小旅馆一天收的房间押金就有一两千了。

总是有家人和朋友上门询问。霍姆斯总是充满同情，乐于提供帮助。警方仍未介入，显然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现在越来越多富裕的访客和国外显贵来参观世博会了，而扒手、恶棍和骗子们也随之蜂拥而至。

我认真筛选了职位表，选了一个不算太好的单位——我不看好的单位别人也不看好，竞争应该不会太激烈。从前的万丈雄心，早被选调生们碾压成了自知之明。

霍姆斯知道，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大多数他旅馆的客人都去参观世博会了。他带着安娜参观了药店、餐馆以及理发店，并带着她来到屋顶，向她更加清晰地展示恩格尔伍德的景色，以及房子周围绿树成荫的美丽环境。他最后带着她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请安娜坐下，有些抱歉地告诉她得处理一下别的事情。他拿起一捆文件，开始读了起来。

我摇摇头：“不知道。听说当时富平一脸不耐烦地推开秦大姐手中的报纸，说，‘老鼠’姓陈，陈涌生，我见过他身份证，你别咋咋呼呼。”

世博会里无疑有数以千计的展览，想将其中一部分参观完都难以做到。米妮和安娜很快就逛累了。他们从制造与工艺品馆出去，松了一口气，然后穿过北水道上方的平台，走到了荣耀中庭。时间已到正午，太阳直射头顶。共和国雕像“大玛丽”就像一根燃烧的火炬一般伫立着。雕像的基座所在的水池里闪耀着钻石般的波光。另一边的远处耸立着十三根高大的白柱，这是列柱廊，透过这些柱子可以看到蔚蓝的湖面。洒在中庭的阳光充足而强烈，刺痛了他们的眼睛。周围有许多人都戴上了有蓝镜片的眼镜。

那时候，练功场里经常充斥着我和倪虹的嚎哭声，同学们都很同情我俩，有时也会趁教练不注意时偷偷来按住我俩的脚，我俩可以趁机放松一下手，哪怕缓解两三秒都是极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