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李建描述算卦过程，渲染大师的“神机妙算”，李建听得愁眉苦脸 ：“唉！这可咋整！考来考去把你给考魔怔了，现在还被一帮神叨的中年妇女忽悠。”

那时，家里还没有安装自来水，想着他们打水困难，我就在院子中央给父母打了一眼机井，接上水管通到屋里的水缸，这样，只需拉闸就可以解决用水问题。

吃着刺头给我买的米线，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格外好吃，以前我也吃过一次食堂的炒米线，不是太干就是太油，但今天这米线咸淡适口、软糯适当，一切都很和我的口味。

同乡说，刘欣的“情况”是一家连锁美容院老板，30多岁，据说很有钱。自己之前也几次看到过刘欣与那个老板出双入对。

艺校不大，只有一栋综合楼，一楼是练功场、二楼是寝室、三楼有两个天台，常有舞蹈班的男生在天台上弹吉他唱歌；楼对面是文化局的职工住宅，旁边是食堂、锅炉房和厕所；楼背面是一条小巷，连接着通往东安井的一大片居民区。

童年时期，那块胎记给刘欣带来了无数嘲讽和中伤。小学毕业后，她便不再上学。刘良可带她去过几次医院，得知治疗费用不菲后，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由于节目时长近5分钟，冬湄实在无法坚持到最后，每次她蹬不住了，双腿就会不由自主地打闪，像一波细浪从她的脚掌涌起，涌过铁圈传到我的脚下，眼看将要掀起“巨浪”，我就要赶紧弓下身子把铁圈抓住。因为冬湄的双腿很快就要软下去，抓住铁圈是害怕它完全失控砸下去。

父亲的病依旧时好时坏，偶尔需要到医院复查。病重时，不方便步行，需要坐车。

“没事儿，你这才参加一次考试。”她赶紧坐下来单手搂住我，“我们同学、朋友家，凡是考上公务员的孩子，没有一次就中的。有的都考了五六次才考进去。”

2019年3月的一天，李建请我吃饭，说要送给我一个大惊喜。结果，我一再追讨惊喜时，他出示手机，居然是省考报名成功的截屏，他替我选了一个偏远乡镇的镇政府，说报名的人少，好考。

那年的毕业分配，因为当地教育局的原因，晚分了半年。这半年里我如坐针毡，父母也跟着上火。家里有个做校长的亲戚，为了我，父亲一瘸一拐地去求人家。没什么礼物可送，就只带了妈妈亲手腌制的几样小咸菜。

这是他最渴望的时刻。这可以为他带来似乎长达几小时的性释放，即便在事实上，里面的尖叫和恳求声很快就消逝了。

刘欣时年23岁，周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已纷纷结婚生子。刘欣的两个姐姐也都在20岁出头就出嫁了，大女儿的老公是市里开饭店的，家境颇丰；二女儿读过大专，老公是邻市的公务员；只有刘欣，因为脸上那片胎记，一直没有对象，甚至连说媒的都不曾上过门。

王安平一时不知所措，反复询问妻子想离婚的原因，但刘欣却什么也不说。王安平无奈去找刘良可，想让他出面帮忙劝一劝，没想到刘良可的态度也很奇怪，还对王安平说：“现在讲婚姻自由，长辈也不能干涉不是？”

“这事儿你也不用着急，你俩离婚，财产问题谈不拢可以走法律程序，是你的终归是你的，不是她的她也留不下。”我告诉王安平，今天先处理他和刘良可打架的事情，之后去找个律师就好，我可以帮他介绍。

“老鼠”来自小城下面一个以斗勇争狠而声名远播的乡镇，在广东打过几年工，但吃不住苦，又喜欢吃吃喝喝，赚的钱还养不活自己。回到乡下待了一阵子，又不愿和祖辈一样当农民，于是来到小城，晃荡了三四天，问了几个招工的地方，不是钱太少，就是活太累。那天晚饭也没着落，但他烟瘾大，用最后的几块钱在秦大姐店里买了包庐山。他常年抽这个牌子，点着火吸了一口，就发现是假烟。

我大口喘着气，全身虚脱般坐回了椅子上，小王也跑了出去，跟老李一起问刺头情况。李丽则过来安慰我：“依依，压压气，刺头这次跟平常不太一样，你还是要调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我认真筛选了职位表，选了一个不算太好的单位——我不看好的单位别人也不看好，竞争应该不会太激烈。从前的万丈雄心，早被选调生们碾压成了自知之明。

同事顿了顿，却说：“你先按一般程序走吧，眼下受害人情绪激动，喊打喊杀的，还坚持要住院，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同意调解。”

到了次年春天，长崎豪斯登堡的藤森社长在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陪同下如期来到小城。那天晚上，藤森社长坐上了铸钢厂旧剧场的嘉宾席，我们所有学员的父母也都应邀来到了观众席。

我也抱着两块砖头，正要递给刺头的时候，忽然手一滑，其中一块砖头直接砸在了我的右脚面上。

我自然不肯再参加培训——现在的培训班拉长了教学战线，一直要学到应考前一天，那是得请长假的。要是考不上，还会让同事看笑话。

我没吭声，转身往食堂跑，李丽也跟着我。身后就传来小王的声音：“张老师，可别太仁慈，开学才多久啊，你们班刺头违反校纪校规的事还少吗？”

我把王安平的情况通报给了上级，所领导经讨论认定此事的确存在风险，立刻安排人手进行接触。

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既可以挖掘金矿，又可以满足自己的其他需求。

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既可以挖掘金矿，又可以满足自己的其他需求。

学校规定，每天食堂吃饭时间都要有一个值日教师站岗，跟值周班的学生一起维持食堂秩序。所以我只得站好岗，再去吃饭。望着食堂橱窗里一盆盆饭菜，我肚子更饿了。

那天午饭后，他便站在派出所门口吸烟，一根接着一根。等我们注意到他时，派出所门口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烟蒂。

更让人猝不及防的是，妈妈因为伤心操劳过度。1998年初也得了脑血栓。得知消息后，我傻眼了，流泪都来不及——眼下，最关键是钱。

父亲琢磨了好久，最后才下定决心托人打听。至于大姐的担心，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那时候，一般正常人家的男孩子都不同意和她处对象，有些年纪大的、家庭情况不好、或是身体有残疾的人家倒是同意，但刘良可又不同意，刘欣的婚事就一直拖着。”王安平说。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个女人知道我家的住址，竟找上门来。我们这才知道，那个女人并没有放父亲走，父亲是偷溜回来的。

富平和秦大姐各自从银行取出5万块钱，“老鼠”也准备拿出这大半年攒下的工资。3人合计，5万块钱在“木墩儿”那可以买到25万的“新货”，跑一趟来回就能赚20万，相比之下，去外地交易的这一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

我只得再教育他，帮助同学的方式不对，他这样做只会把事情闹大，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