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江菲回想往事，觉得这一切就像个荒诞的黑色喜剧，让人笑不出来——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事情，全家都成了无心却关键的推手：母亲将她反锁在家，哥哥告诉那人如何翻窗并证实了其可行性，父亲又拒绝了她关于修窗锁的诉求。环环紧扣，将她囚入绝境。

夫妻俩懵了，直到江诚又重复了一遍，杨菊腿一软，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江志明去扶她，她猛地打掉丈夫的手，哭了出来：“我早就说过，你那个畜生弟弟迟早会让我们遭殃的！”

我的辩护意见是：黎南松犯故意伤害的罪名不成立，他不存在致人伤害的故意行为。受害人当场对小孩动手，表明他已逐渐失去理智，一个人就算自行摔倒，爬起时难免会进行情绪的宣泄，何况以被害人当时的情绪，很有可能会迁怒于他人，酿成大祸。

“这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了，知道吗？”公公把药板抽了出来，语气有些不耐烦，“你最好听话，吃药，病好了再说后面的事。”

好在老太太只是想演演戏，并没有真的结结实实地撞上去。看到老太太自己坐了起来，刚才还在发呆的两兄弟接着又动手打了起来，叫嚷着是对方害了妈妈。

“我也想努力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可是工作了近20年，我连一套县城房子的首付都没有存够……”

“然后？”老康一笑，有些自嘲，“然后我就接到通知，被调出科研小组，岗位也被调到现如今的值岗医生。”

不承想，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回不仅没有折磨死别人，反而给自己戴上了“镣铐”。

“小陈，你知道仅以使用伪基站发送的短信条数，你要被判多少年吗？”

“没事没事。”我赶紧挥挥手，希望她不要内疚，又示意她坐下来，问：“你现在吃什么药？”

江志雄戴一副眼镜，身体瘦弱，长得又矮小，在村子里一度是人见人欺的对象。然而世事难料，他后来竟成了整个乡里唯一一个读完高中、即将去考大学的人。

我哭笑不得。心想，我来了一学期了，除了给你干活，你指导过我学习嘛？但话不能这么说：“谢谢老师这一学期的指导，我进步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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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了，知道吗？”公公把药板抽了出来，语气有些不耐烦，“你最好听话，吃药，病好了再说后面的事。”

回去的路上，心底的愤怒、委屈时时刻刻都在冲击着韦丽越来越混乱的大脑，把一切搅得像一团浆糊。她想糊涂地躲避，但又不知道躲在哪儿去，想清醒地面对，却又理不出头绪。情绪就在这之间来回拉扯，一点一点支离破碎。她慢慢变得有些麻木，在麻木下，又似乎暗藏着她自己也无法明述的汹涌。

“他？”韦丽笑得有些冷，“领证那天，他就说：‘你是你，我是我，互不干涉。’”

师姐沉默了一会儿，说：“或许一些重点院校的财务审核制度会严谨点，但像我们学校，多半是走过场。只要领导签完字，负责印章的人基本不会认真审核，除非是比较重大的科研基金。”师姐顿了一下，继续道：“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学校的财务报销流程很简单，单据和材料都是小问题，大问题是院里的领导愿不愿意签字——你觉得李老师上次让我们去吃饭是干什么的？”

我左手虚抬，示意她站起来，说：“先送你回去吧，等情况好一点咱们再聊。”

我向她指出了这点变化，她说这其实就是“实践”的结果——当年和我语音聊天其实是“实践”的开端，在我无故消失后，她又不断寻找不同的异性语音通话，都是为了“克服恐惧”——“认识你之前，我有3年没和人正常说话了，特别是异性。生活中，网络上，都没有。”

“不同？”韦丽愣住，盯着我，突然有种莫名恐怖而又疯狂的神色，让人有些害怕。我有点担忧谈话引起她病情的波动，于是说：“要不，今天就说到这里？”

再后来，我们就没有通过话了——那个时候，妻子以“暧昧生于聊天”为由，找我生过好几回闷气。我虽认真解释，说自己与这位“老师大姐”聊天完全是出于好奇，但妻子还是颇为不满。最终，在春节假期结束之前，我当着妻子的面将她拉黑了。

韦丽离婚后准备辞职，但当她将辞职信递上去的当天下午，小承的爸爸打来电话：“小韦呀，算是我们亏欠你吧。我跟你领导打了招呼，换个轻松点的事，不要辞职了。”

“锁窗户的，大概这么大，”江菲一边回想家里窗户锁的样子，一边跟五金店老板比划着，见老板还是一脸茫然，有些急了，“就是……锁窗户的锁啊。”

她说，自己当初考师范也只是为了跳出农门，1994年，20岁的她去了一所乡村小学，两年的村小教师生涯单调、乏味，同事堆里，她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班里的孩子淘气、刁蛮、无视纪律，也令她不胜其烦。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简陋的宿舍里嗑瓜子、练字。字没有练好，门牙却硌出了两条缺口。她憋闷坏了，很快，亲戚给她介绍了对象，一名乡镇中学教师。

江诚、江菲相继出生，先后被扔回农村老家“散养”了一段时间。那几年，江志明夫妻俩南下又北上，去了广州、福州、威海等地，做过不少工，过得很不如意。有一年回家过年后，两人决定不再走了，说要带着儿女去百余公里外的城市扎根。

“踌躇满志嘛！”老康神气起来，“当时像我这样的，院里没几个，所以做事说话就忒直……”

在我们侦办伪基站案件时，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竟发现了一个“假电台”。对于刑警们来说，这也是个新鲜的东西，甚至有些侦查员原先也认为，在电台里偶尔听到的卖药广告，是制药公司和电台合作播放的——现在才知道，不光药是假的，原来连广播电台也是假的。

“我？”老康语气和表情都很平静，“2004年韦丽送来的时候，我就是接诊她的医生。”

“你为什么选择来我们这个小城？大城市人口众多，按你的‘傻子’理论，岂不是人越多的地方，上当受骗的几率更高？”

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如释重负。然而，事情证明，我还是太天真了。

第二天一早，我顾不得吃饭，就直奔父母单位的房产科，没想到科里的大姐听后比我还生气：“你们这些人都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啊？我都没听说，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有关‘房改’的通知！昨天已经来了好几拨老头老太太了，怎么解释都不好使。”

一天下午，回答完问题的老康，正准备离开大院。一个女病人突然扒开人群，挤到老康面前：“康老师！我来住院啦。”

回到刑警队，陈文静十分不配合，坐在讯问室的约束椅里一言不发。民警几轮讯问，笔录里一个字都没有，最后只能中队长出马。

“嗯，还好吧。我以前在一家公司的经纪业务部门上班，虽然是后台业务，但跟客户也有些接触，基本的社交没多大问题。”我来不及多想，直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