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吴永宁继父的时候，他的母亲一直坐在桌子旁，桌子下面是一个南方常用的电热器。她很怕冷，屋外风刮着，她用羽绒服把自己裹紧，又把帽子戴上。桌子上有两瓶药，一些柑橘和核桃。房间里也没什么多余的摆设，只是白墙上贴着一张吴永宁的照片，很显眼。吴永宁有着一张酷似母亲的面庞，很俊秀。

那天，两人去了大明叔家，房子虽然破，但能看出来是精心打扫过的。大明叔给刘俊花买了瓜子、还冲了橘子粉水，但是家里没有水杯，就盛在碗里——碗还豁了个口。不一会儿，刘俊花就拿出了手绢。

“我说可以，我们父子就是7000元一个月。”就这样，冯福山也去了东莞。

我们相互加了微信，他开始发语音向我哭诉：“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他，只给了他一点定金，后来他发给我初稿，说他家急需用钱，让我把尾款先结了，后面会帮我修改。我看他初稿还不错，他又催得急，就把钱都给他了，结果他拿了钱就联系不上了……”

不幸就在于，受到猪瘟疫情影响，猪肉跨省禁运，南方猪肉供不应求，肉价于是一路飙升，国务院不得不暂时放松限养禁养政策，稳定各地猪肉自给。[4]

我心软了，想想对方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妹，不至于骗我，而且后面她要是能帮我介绍客户的话，那我就不用再到处发广告了。想到这里，我答应等交初稿后再付钱。

当时我尚年幼，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具体什么感受也不太会表达，但之后就不跟他一起结伴上下学了。

事实上，中国排放着世界最大份额的生猪粪便量，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污染。据测算，2018年中国出栏生猪约7亿头，粪便年产生量超过6亿吨，大约是中国人一年产生粪便量的三倍，且综合利用率不足一半。[1]

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打着“中国”旗号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中，诸如“中国法制维权网”“世界维权在线”“中国监督新闻网”“中国法律审查网”之类的假网站比比皆是。那时候，也正是假记者的黄金时代，一大批职业维权者借着互联网的便利，犹如过江之鲫般开始了网络维权生涯。

论文代写中介一般在淘宝、闲鱼等平台上开店接单——当然，宝贝上架时如果直接挂“论文代写”是会被封店的，因此一般会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最常见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比如宝贝名称是“论文查重”，点进去后在宝贝详情页面里，会以图片的形式暗示或明示自己有论文代写服务。

半年前，俊涛爷爷突发脑血栓，手术需要一笔不小的钱，他找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最后还是差点儿。他想国栋手头应该还算宽裕，就凭着从俊花婶子那里听到的信息，辗转找到了国栋公司，可公司却告诉他，国栋已经被开除1个多月了，原因是“谎报学历”——进公司之前，国栋说自己是专科毕业，老板让他起草一个简单的合同，却漏洞百出。逼问之下，国栋才承认自己初中都没有上完。老板很生气，当天就开除了国栋。

有需求，就必然有满足需求的产业，论文代写正是如此。高校毕业、职称评定、升职加薪、形象镀金等等，都需要论文。

这话问得我不胜惶恐，只得告诉她，在下区区一介科员，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最经济、有效处理粪液的方法是将其灌入沼气池中厌氧发酵来制沼气，供应养殖场和周围农户取暖做饭。[7]

许娜挣开云青的拉扯，脸上竟然露出凶狠的表情：“王云青，刚才蔡晓说她的事你就听着，怎么到我了你就干涉啊？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她忿忿不平，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话，“我知道你们觉得我假，看不上我做的这些事，专门针对我，我不努力吗，我不成功吗……”

而根据更长远的官方规划，到2035年，深圳将新增建设筹集各类住房170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超出商品房的数量。

国栋先前跟我说过的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不为别的，就是感觉有些话一说出来味道就变了。可能日常生活不得已才是常态，就像国栋说的“狠心”。面对生活的选择，有时候只有靠着“狠心”才能得来那一点点的自由，但这样的自由，真的安心吗？

不同规模的养殖户之所以会以不同方式来和猪的便便相处，说到底无非还是一个钱字。

原来，那个骗子竟然是两头骗，在我这里用这个学生的个人信息骗了我的稿件，那边又用我的初稿骗了这个学生的稿费。

两年前的一天，初中同学云青忽然发微信问我：“你还记得当时我们班的许娜吗？她说有点事想找你帮忙，能不能加个微信聊聊？”

自此之后，许娜便成了“上官娜娜”，qq空间里此前所有的内容也全部删除了。

“村长选举涉嫌违法，这个不是应该乡政府去管吗？我们去能干嘛？”我不解地问道。

我害怕极了，迅速关闭了在微信、微博开设的几个维权账号，删除了上面的所有信息。换了电话和居住地。当然，也立刻辞去了记者的工作。

由于我的稿件“优质”，交到客户手上基本能一次性通过，并且从不拖稿，慢慢地，我在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主动联系我的中介越来越多，我代写论文的稿费单价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千字10元，涨到了千字40元，甚至有中介愿意花千字50元的高价买断，让我在3到5月的“旺季”只接他们家的单。

，间接持有公司92.07%的股份，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等。

公司总共有3个人，叔叔、老黑和小明。叔叔是老板，也是主要维权人，负责接单和运作；老黑是司机兼帮手，小明则负责文字写作和网上操作。

国栋来了我们村没多久，就转进了村小学。他比我大2岁，但是来之前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上学，转来后就留了一级，比我高一级。

“好啥呀……他得的是胃癌，哪能那么快，还是别去了，过段日子再说吧……”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2019年1月，我和法官从北京来到长沙，进入了吴永宁坠亡的建筑。物业人员带着我们穿行，走过一个又一个通道，过了好久才来到那个相当隐蔽的坠亡点——这些都是当初那场事故的伏笔。

在“十三五”期间，深圳拟规划建设筹集40万套公共住房。市住建部门有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建设筹集公共住房31万套。预计到2020年，建设筹集的公共住房将达到42万套，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虽然成为不了“亿元户”，短短几年，我也很快实现了财务自由，房子、车子加现金等加在一起也近500万了。有时候，我总感觉脑海里有两种声音在打架：一种声音劝我见好就收，老老实实完成网站交待的任务，不再出去搞“敲诈勒索”，就这么享受生活就好了；另一种声音则鼓励我继续放开胆子，前面有更多的钱在等着我，只要努力，我也可以是千万甚至过亿身家。而第二种声音仿佛占据了上风。

视频里，吴永宁和另两名男子一起，他自己拿着gopro，对着镜头说：“今天这个楼虽然只有20层，但20层也是很危险的。楼下要门禁开门，我走楼梯上来的……我觉得最好爬的楼就是我们老家这边的居民楼，每个楼都能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