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娜一坐下就嚷嚷着“不热闹”，要暖暖场制造气氛，说罢就在同学群里连着发了3个红包，每个都是满满当当的200元：“一点心意，老同学了嘛，就当个见面礼。”收了红包的同学在群里刷着“谢谢老板”的表情，还有同学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娜姐，当年没看出你是咱们班的明星，失敬失敬。”许娜似是心满意足，跟着笑了起来。

从2008年往后的两年间，公司业务越做越大，我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什么钱都敢要，什么钱都要赚，甚至连老百姓上访的集资款也敢漫天要价。

那些年，奶奶一直劝大明叔要一个孩子，不能一辈子给别人养孩子，到最后肯定跟自己不是一条心。大明叔却总笑笑说，咱家不比别人家，能养好一个孩子就不错了。奶奶直说大明叔糊涂。

大明叔走后，国栋想让俊花婶子搬到县里去，说了好几回，但俊花婶子怎么都不肯去。

那段日子，俊花婶子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几乎天天包饺子。大明叔的胃口却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努力半天才能吃进一个饺子，但俊花婶子还是顿顿包新的。国栋偶尔回家，也给大明叔带些营养品。俊花婶子对国栋一直没什么好脸，但大明叔见到国栋还是很高兴，拉着国栋拿出手机跟洋洋视频。

李村长一进门，就笑呵呵地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包“和气生财”香烟分给我们，叔叔拿着烟，故意问了一句：“你就是这次当选的村长？”

我相信大明叔什么事儿都知道的，我也宁愿相信，走到生命尽头，他是原谅了国栋的。

第二，前段时间，公司一直在陆续安排发薪，发薪的顺序是从低职级员工发起。目前，包括我在内所有公司高管，也和大家一样没有拿到工资。还有很多高管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帮助困难员工。公司绝不会像谣言说的那样，用所谓断缴社保的方式逼迫员工离职！还有人造谣公司破产，无非是要让大家恐慌，把水搅浑来满足个人私利！

有了合法身份后，我也陆续结交了很多不同媒体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也会合作一起去采访，只不过，他们采访是为了单位任务和所谓的新闻真相，我去采访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收入。一般事成后，我也会请他们吃饭，顺便给个红包。虽然对方在接的时候多番推辞，但终究还是收下了。

戴方维有些尴尬地望着云青，他不想伤许娜的自尊，也不想给她希望，云青会意，便过去拉住许娜：“别说了，我们都知道的……”

俊花婶子刚进门的时候，大明叔家里穷，只怕亏了母子俩。当时乡里有时候会组织献血，大明叔次次都去，献完就拿着200元的津贴，去乡上集市给俊花婶子买点日用品，再给国栋买点零食——可“国栋这孩子咋跟个白眼狼似的，大明拿自己的血也喂不饱他。”

大概摸索了一两个月，他便摸到了一些门道，开始不时在朋友圈里晒“业绩”。4月份的大旺季，阿利每天的营业额竟然高达两万，按照利润分配，他每天至少能赚1万块。这个数额，按他以前的工资算，起码要两个月省吃俭用才能省下来。

奶奶感叹，俊花婶子一辈子没个主意，这一次，铁了心要给大明叔治病。为了凑齐手术费还准备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国栋知道后又不同意了，跟俊花婶子狠狠吵了一架，俊花婶子扇了他一巴掌，骂他：“你凭啥拦着他治病，这么多年他少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没他你能住现在的房子，没他你能娶上媳妇？你小时候他给你卖过血，现在你还要他的命吗？”

奶奶停下手中的活儿，情绪一下子有些激动，“为啥？国栋不让看，还能为啥！”

云青说着，给我发了一张当时她们在郭老师家的合影。照片中的许娜，体型壮硕，膀大腰圆，宛如市井街头摆摊、扯着嗓门招揽顾客的中年妇女，和她微信里的形象天壤之别。

对方的qq名是“降重学姐”，“学姐”发给我一份审核登记表，让我填上学历、学校和专业。填写的时候，我特地在“本科”后面打了个括号，写上“一本”，觉得这样或许能让我提高通过的概率。

打开电脑，里面有100多段视频，长的、短的，剪辑过的、原始的。我打开最大的那几个文件，是吴永宁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拍摄的。

尽管之前看过云青发给我的真人照片，可我仍然有些吃惊：眼前这个面容疲倦、身材臃肿的许娜，真的和朋友圈那个“上官娜娜”是一个人吗？

从现场痕迹看，他还爬了10多米。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家人、女朋友一直在一刻不停地在给他打着电话，但手机并不在他身边。

大明叔走后，国栋想让俊花婶子搬到县里去，说了好几回，但俊花婶子怎么都不肯去。

8月底回去没看成，等11月我再回村，刚进家门衣服还没有换，奶奶就匆忙把我往外推，“快去看看你大明叔吧，现在还在家呢……那个国栋，办的真不是人事，可咱不能少了礼数、也不能他不高兴咱就不去了啊……”

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越发疯狂的时候，我反而冷静下来：“这个业余兼职做一做还可以，辞职去做还是算了吧，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

可这位母亲的记忆似乎依旧停留在吴永宁还是个孩童时。她反复跟我描述着她怎么抱着儿子，怎么害怕儿子摔了，对于吴永宁成年之后的生活，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我问她，吴永宁那么小就出外去了，你担心吗？她说“当然”，“我看他在外面我就急，怕车子多不安全”。

许娜一坐下就嚷嚷着“不热闹”，要暖暖场制造气氛，说罢就在同学群里连着发了3个红包，每个都是满满当当的200元：“一点心意，老同学了嘛，就当个见面礼。”收了红包的同学在群里刷着“谢谢老板”的表情，还有同学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娜姐，当年没看出你是咱们班的明星，失敬失敬。”许娜似是心满意足，跟着笑了起来。

这天下午，小明一直在教我如何利用网络制造舆论。总体来说就是，我们先收集好相关信息，再去网上发帖，随后，用事先注册好的众多账号跟帖造势。待到事件“发酵”得差不多了，叔叔便找到涉事单位或个人，以“记者”的名义介入，要求解决问题。

刚得知儿子去世时，吴永宁母亲常说，一直听到有人在她耳朵里唱歌。她一直絮絮叨叨地说着儿子的懂事，说自己的伤心难过，“我养个儿子不容易啊，不是随便养大的。我走到哪儿背到哪儿，我想我永宁，你明白不？”

俊花婶子骗他说就去检查检查，一两天就回来，“到北京检查完了，咱俩再去趟天安门，你前几年不还说没去过天安门呢……”

研究了一些判例后，律师认为，信息网络空间也是公共场所，网络服务的提供商和传统的道路、市政、商场的管理者类似，应该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网站对吴永宁的危险视频采取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吴永宁就不会持续地拍摄和发布了”。

长江以南每年产出约占全国四成的猪肉，稳定南方猪肉市场的同时，也排放了接近同比例的粪便量。而南方水网密布，恰恰又是防治养猪业粪便污染的主战线。

初中本就是情感萌动的年纪，很快，全班同学都知道了：许娜喜欢学习委员戴方维。

那是一个晚宴，我们市有名有姓的“假记者”们都在场，操办宴会的是宣传系统一位退休的副部长老郑。在位时，老郑免不了要和这群人打交道，退休后，老郑却成为这群人的“召集者”——可能有时候，黑和白的分界线就是这么模糊。

事后来看，当时只有一个短视频app对吴永宁的小视频进行了屏蔽。吴永宁自己也在这个平台的简介里写着：“xx官方随时可能会删我视频，及热门视频……请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极限咏宁，粉丝最多者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