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离婚后，原来的同事们对她十分疏离，见到她都是快步走开。韦丽不知道是为什么，总是找机会跟别人聊天，找得多了，有些人就跟她说：“你别找我了，谁敢得罪领导啊。”

根据尹慧珍的说法，以她就读的经管系为例，虽然不定期会有非公开的工作机会通过系办或教授发起招募，但每次学校引介的都是男生。由于通常都是私下进行，所以确切是哪家公司需要人、审核条件资格又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好处？”韦丽自豪的神情迅速消融，眼里缓缓起雾，“我就不该答应去什么狗屁特护病房。”

准备关手机时，才看见大姐和小妹在群里发了几十张养老院的图片，我随意打开了几张，这才知道，两个人一起住养老院竟然要5000多块钱。

老袁转而又问我，之前和袁谷立同案的另外两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说杨晓云一直在深圳打工，还算老实。但郑强那家伙不太省心，去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说是当“业务员”，但应该就是在“收账”，身边交往的也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人，我最近打算再“敲打敲打”他。

可等黎南松被警察带走了，老人和他儿子却对村里人说：“长条只是虚张声势，背尸佬倒好，将我们家弄得一股血腥味。要是真把人给剁死了，我们是不是得替他挨枪子啊？他就是个害人精。”

男人的屋子外面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不少人，老人在里面喊，让村民们先借1万块救救自己的孙子，没有人应声，更没人敢进屋去救人。

抵达面试地点后，所有人被分成3人一组进行团体面试，和金智英一起面试的另外两位面试者，是和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仿佛事先说好一样，三人都剪了一头刚好盖过耳垂的利落短发，搽着粉色口红，身穿深灰色套装。面试官看完她们的简历和自我介绍后，开始询问她们的校园生活、经历，然后再问到关于公司、业界展望、营销方向等意见。由于都是可预料的问题，大家的回答听起来都没有失分。

我不知道这事儿是否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但看父子俩如此诚恳，也为了之后方便“重点人口”的管理，便答应了下来。

面对法官提问时，黎南松再次说到了影响他的接生婆，法官打断了他的话。轮到我做总结时，便替他把没说完的话补充完了——“黎南松之前对我说过，‘背了那么多的死人，那次想做一回接生的。我不怕死，就怕两条鲜活的人命在我眼前没了，我是进去救人的。’”

他提到的，是当年妈妈们聚会时饭桌上的另一个同学——但这句话把我也问住了——因为我妈也是老师。

好在这是个周六的早上，上半天课之后学生就要离校过周末了，早上没有课的老师也不用来上班，十来个人的大办公室里只有两三个老师。秦可默默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放下教案，拿上手机，说：“走吧。”

小升初时我的成绩不好，我妈说话就一直夹枪带棒，数落我——“脸臭，脾气大”，“凭什么这么跟大人说话”，“不知道成天怎么在学，成绩这么差”……为此，我离家出走了两次，也说了诸多“有本事你别生我啊！”“我死了算了，我死了你就开心了”等十分伤害她的话。

“你们夫妻情分没了，我们的父女情分还在嘛。”前公公“似乎”没有生气，“这个病，不能停药的，复发就麻烦了。”

这是一个精神科经常问的问题，主要是为了了解患者的“自知力”，看他对自身疾病有多少的认识，从而大致判断患者目前的情况。

“和你同案的袁谷立打算上学，你有没有类似想法？”本着上级对未成年案犯要求的“管理与教育并举”的原则，我还是多问了一句。

我右手往上扬，示意她停下来，然后用平缓清晰的语气说：“我问的是，你叫什么，第几次住院，先回答这个。”

半个月后，老袁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去重庆了，问我之后的“季度谈话”怎么办。我告诉他可以改成电话访谈。聊了一会儿，老袁一直支支吾吾地不肯挂电话，好半天才怯怯地问我，以后给袁谷立打电话时能不能提前先发个短信。他说自己之所以舍近求远把儿子送去重庆，主要也是考虑那里没有人知道袁谷立犯过事。

韦丽初到特护病房时，里面住着一位老年高血压患者，据说是一位从“很高”的职位退下来的老干部，姓苏，脾气很大，对护理他的护士十分挑剔。某天，他又在病房里发脾气，对帮他量血压的护士破口大骂：“猪都比你干得好，干不干，不干我给你院长打个招呼，趁早滚蛋！”

[3]胡日查, & 彭恩. (2016). 内蒙古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差异分析——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例.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45(6), 889-891.

男院长40来岁，白衬衫黑西裤，招呼我们在一楼的皮沙发落座后，开始介绍起这里的情况：“我们养老院现有5栋大楼，分为全护、半护、自理3种情况，分住在不同楼里。像你母亲这样需要全护的老人，护理费是1500元，我们每个楼层都有6个护工早晚倒班，负责给全护老人喂饭、清洁、翻身、换洗，还配有专业的医生护士随时诊查病情，一旦处理不了，会第一时间派车护送老人去医院。”

“虽然要多花点过户费，但总比不明不白强啊！”排在我后面的大姐解释道，“从去年开始我这心就一直吊着，政策一天不出，这就一天不安心。”

“你的桌子乱七八糟的，怎么没有好好整理呢？都堆在一起，你找资料的时候怎么办呢？”秦可妈妈的声音并未压低，两个同事也抬起头，其中一个笑着说道：“阿姨，您是大可的妈妈吧？我是小方，是大可的搭档。”

我说，这有外界因素，也给你自己长个教训，毕竟，不是每个错误都能一句“对不起我错了”就能弥补的。他连连点头。

“那赵大爷家怎么办？他名下也有两套房子啊，他自己一套，小赵一套。总不会他们老两口也离婚吧？”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黎南松却挥了挥手：“你快莫要这么说，我只是在做分内事。我是同情她们，命运无常，死了的难过，活着的也不易。”

“你服药多久，在服药的过程里，医生有没有给你调整过，比如种类，用量？你是护士，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又问了一句。因为精神类药物的用药是要严格遵循流程的，在服药前，要明确诊断结果，服药初期，也要根据患者的反应，剂量、种类随时做出调整。

我替他高兴：“那很好啊，蒋老师他们听说你回来教书肯定很开心。当老师体面，离家也近，完美啊！哪像我，朝九晚九，累死累活。”

“可不是咋滴，到现在也不说第二套房到底怎么弄。我这给孩子买的房，他不是油田职工，也不能过户给他，现在只好先过户给我弟了。”旁边的大哥也来凑热闹，“不过得找关系过硬的人帮忙，要不然房子要不回来了可就真得哭了。”

金智英认为不能像傻子一样愣在那里，也不能过度将内心的不悦形之于色，否则应该会拿不到面试高分，所以她选择了最安全的回答：

第二位面试者听见这样的回答马上翻了个白眼，还“哼”了一声表示荒谬；金智英也默默觉得，真的有必要这样忍受屈辱吗？但又觉得第三位面试者的回答应该会拿最高分，所以不免也有点懊悔自己怎么没有这样回答。

几个星期后，老人碗里的饭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空碗，老人甚至还对黎南松说，炒的菜太咸，煮的饭太硬了……黎南松妻子说着，娴熟地吐瓜子皮，“他就做了这么一点事，老人却又多活了十年。所以，我骂他烂脑壳的，却不骂他背尸佬”。

秦可听我说完，感叹道：“看来都是血泪教训啊。不过想想看，我们中间最可怜的就是小霍了。好在她现在申请去国外读硕士了。她跟我说，她还要申请博士，然后留在英国，早知道我也像她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