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用记者的身份敲诈勒索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借此去中伤一个人、搞垮一个企业，则是公司更乐意接的业务。比如，某个局的副局长要扳倒局长，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帮忙——这时就轮到我们登场了。

10月23日，据《深圳特区报》报道，日前，深圳市政府召开的有关公共住房专题会议传出消息：位于原特区内的公共住房项目毛坯房售价处于4万-5万元/平方米区间，最高售价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平方米；位于原特区外的限价人才住房项目毛坯房，普遍处于2万-3万元/平方米区间，最高售价原则上不超过4万元/平方米。

那篇论文我写了整整两个星期，可等到交稿的时候，她竟然说不需要了，“我找了其他中介，他们的报价比你便宜”。我听了气得不行，正准备发信息骂她时，发现她已经把我拉黑了。

然而在与城镇居民生活平行的另一个世界里，养殖生猪给当地村民带来的污水与恶臭，却远超人们平日的想象。

果然，当其他人都对我竖起大拇指时，同事阿利看不惯了，翻了一下白眼说：“呵呵，做这种事情不怕被抓吗？”

冯福山说，2017年，吴永宁寄回来2万元，让父母装修用——这可是一大笔钱。6月，一直在外的吴永宁回家了，“他说，能自己弄的就自己动手，不能弄的再找人”。

2016年，大批移动短视频app上线。2017年，随着短视频热度逐渐升温，吴永宁也开始录制、上传小视频。

“这个账号运营了25条视频，吸粉2.7万，昨晚的直播成交近1万单，单价109元/件，变现100多万！”许娜不时会在朋友圈炫耀她的战绩，还会贴上和一些姐妹聚会的照片，自称加入了“千万身价女性俱乐部”。那些照片中的女人，无一不是锥子脸和大红唇，长相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当天回到家，我掏出口袋里的红包数了数，整1000块。再往后，每周我都会参与多次这样的“采访”，等到年底我专门算了一下，光我自己的红包收入就有3万多，几个大单还另有分红——半年进账超过5万块，这在我们县里面，的确算是高收入了。

有一次，我拿到稿费后约上几个同事出来吃宵夜，同事见我满面春风，好奇地问：“最近发财啦？”

在平台上玩了会儿，吴永宁和朋友们去了另一栋居民楼。当同行的人按下33楼的按键，吴永宁打趣地说，“33楼有点高啊”。他手里拨弄着gopro拍摄的素材，另外一个人也凑过来看，似乎在指导他如何拍摄，还说，“拍一些细节”。

工作之后这些年，我虽然很少回家，但每周都会给奶奶打个电话。2018年7月的一天晚上，奶奶忽然在电话里说，“最近有时间的话就回来一趟，去看看你大明叔吧。”

赵书记嘿嘿一笑，说：“辛苦费，辛苦费……您放心，很安全。这个选举的事嘛，要请你们多多关注。唉，有些刁民啊，就喜欢乱说乱告状……”话没落音，就又稳又准地将红包塞进了我的口袋。我伸手要掏出来，他马上贴近一步，在我耳边说：“拿着，拿着，你们主任也拿了，我们去吃饭吧。”

“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在拍电影，说武术很吃香，原来200块一天，现在可以给到300块一天了。”冯福山后来想，如果真是还当群众演员，吴永宁没必要成天对他们躲躲闪闪，“他就是不想多说，我想和他多待一下，可送到目的地，他马上就要走。我还说让他安全一点，不要骑那么快。”

“啊，是记者，你们坐，你们坐……”男子一听是记者，果然脸色变了，连忙跑到叔叔面前不停搓着双手请我们就坐。

“麻烦啥，我包得快。我现在就回去，待会儿包好了给你送过来。多送点，你俩一块吃。”

“没事没事，我这身体挺好的，现在这生活好了，啥都不缺，国栋经常给我拿些干果，还有很多是国外的，咱这都没有的物件……东西你别留下了，给孩子带回去吧，要不给你奶奶带回去也行……”大明叔还是一直笑着。

“从郭老师家出来，我毫不客气地跟她说，看看你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你怎么现在变得越来越假了？她不屑地回敬了一句：‘你懂什么，那是公司的包装话术，没这些怎么吸引粉丝？’不过她也没生我气，回头还是会来找我，给我寄南京的小吃，大概也是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学跟外面的‘那些人’不一样。”

蔡晓靠家里出钱，在县里开了一家服装店，和我们当地一个富二代谈着恋爱，可富二代却绝口不提结婚。除了她，还有别的女朋友。蔡晓断想断又断不开，浑浑噩噩地享受着那个男人的温柔和欺骗，过一天算一天。

“你咋说这了……”我想开口劝，但国栋也没理我，“你说这个世上什么东西靠得住？”

后来我才知道，骗子当道，正是论文代写产业的日常，因此在这个行业中，信用就变得无比珍贵。不管是中介与客户之间，还是写手与中介之间，在合作之前，都需要一些特别的手段来判断对方是否可靠，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辞职合伙创业吧！”当知道中介仅仅是接单然后转给写手就能抽走超过50%的稿费后，阿利兴奋地规划起了创业蓝图：如何装饰网店，如何发广告宣传，第一年要赚20万，第二年要赚50万……

“啊，是记者，你们坐，你们坐……”男子一听是记者，果然脸色变了，连忙跑到叔叔面前不停搓着双手请我们就坐。

几天后，冯福山才听吴永宁舅母打电话通知他，儿子坠亡了，“我当时一下子哑了，没想到真的是去爬楼，（

我赶紧拿上一箱酸奶，在村里的小超市买了点水果，往大明叔奔去。

我顿时羞愧万分——当年学习成绩比我差很多的同学都在做千万元级的生意了，自己吭哧吭哧的却只能维持基本温饱——别说找直辖市领导搞定一幢楼了，我连我们副处长的决策都影响不了。

在生前的最后10个月里，这位1991年出生的年轻人用“极限咏宁”的id，在诸多视频直播网站陆续发布了300余条自己攀爬地标建筑的短视频，地点涉及重庆、长沙、武汉、宁波、上海。在坐拥1亿点击量、可以谈10万元的“项目”时，他的内心会不会有出人头地的喜悦，如今都不得而知。

后来警方的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11月8日12：20，吴永宁一个人来到这栋地标建筑。大厦正对着橘子洲头，可以俯瞰整条湘江。上楼要刷卡，吴永宁尾随其他人来到45层，之后穿过一个消防通道，进入平台。

此外，公司还招募了一批梦想成为明星的俊男靓女，不断孵化新的网红抖音账号，而吸引这些流量的最终目的都是“带货”——账号和供货商合作进行短视频推广或直播，账号从利润中提取佣金。

那晚，w君告诉我，陈杰人被抓，对中国假记者行业和职业维权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盘踞在小县城的那批假记者来说，这件事也不足以影响到他们的存在。“毕竟，山高皇帝远，又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本地人。只不过，吃相比之前好看多了。”

父母亲只看到了生活正在慢慢变好，却浑然不知吴永宁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他要娶媳妇儿了，在家里弄装修，偶尔出外几天，他说出去打零工”——只有吴永宁的粉丝们知道，他是去别的城市爬高楼了。

我曾问律师，是谁拍下的这段视频。律师告诉我，吴永宁在攀爬高楼时通常会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选好地点架在对面的建筑上，这样可以记录下他攀爬的全过程，另一部手机他随身携带，用来自拍——这也解释了他从高楼坠落后为何无人报警，任由尸体第二天才在下面的平台上被人发现。